明代江西藩王铜镜

铜镜在古代文明社会生活中是一种重要的日常用品,每个时代铜镜都会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同一时代中,由于铜镜使用遍及各个社会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由于地位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所用的铜镜又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本文将视角集中于江西历年出土的一批明代藩王使用的铜镜,展现明代藩王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充实明代铜镜的研究实物资料,对构建完整的中国古代铜镜史当具有非常的意义。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永保朱氏江山稳固,大封子孙于各地,形成了藩王拱卫、“夹辅皇室”的格局,明代各朝一直沿续了这种制度。江西地区主要有藩王…     

汉口的煤炭行业

抗日战争以前,汉口的煤炭行业有三个同业公会:一是煤焦公会,后改名为煤焦贩运业同业公会;二是柴炭业公会;三是煤业公会.这是当时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煤炭同业公会.煤焦贩运业公会是专门经营焦煤和烟煤等工业用煤的商人组织.柴炭业公会是贩卖柴火与炭巴、炭圆(即煤球)的商人组织.以零售为主、兼营批发.煤业公会则是有厂子堆放大量的柴煤或供烤火用的白煤块,兼而自制大量的煤球的商人组织.     

汉代灯具燃料与形制关系考

汉代灯具是中国古代灯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种类丰富,造型美观。与此同时,灯具燃料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从性质上看,汉代灯具燃料可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类。使用时,固态燃料可用硬质灯芯制成烛,插于灯盘中心的烛钎上;液态燃料则常用于不带烛钎的灯具,通过软质灯芯点燃、照明。     

长安也有“十三陵”

北京有个举世闻名的“十三陵”,长安也有一个明代的“十三陵”。所不同的是北京的“十三陵”都是明朝的帝王陵,而长安的则全是明秦藩王陵,只是低一等罢了。长安的“十三陵”加上王妃、郡王、郡妃等陪葬墓共六七十座,与北京的“十三陵”一起被称作是埋藏在地下的一部完整的明代通史。     

明沈度《敬斋箴》考

楷书《敬斋箴》,人们皆当作明代沈度书法的主要代表作加以推介,从此卷的书写时间、书者官职、所用印章、书写内容等加以研究,此作为赝品无疑。     

寻常物件 韵味无穷——徐州明代房舍遗址出土文物拾萃

提起明代,人们称之为时代不今不古,研究的资料不多不少,即使说到明清大内档案,也只是增添了一些宫廷生活的资料而已.对于明代的文物,大都耳熟能详,大自万里长城、南京的明故宫遗址、北京始建于明代的明清故宫、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十三陵以及分布在全国很多地区的藩王陵墓等.小到明式家具、明代官窑瓷器、明代的书画等.这些林林总总,说到底都是反映明代统治阶级和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及其情趣,带有官气,可归于“文”“雅”一途.至于俗和野的方面,即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产、生活方面的实物则多付阙如.虽然在山西、江西、安徽等地至今仍保留一些明代房屋和村落格局.然仔细揣度,其所有者非商即富,仍有“上层”生活之谦.在     

宋代照明燃料述论

宋代照明燃料取材广泛,有植物本体、动植物油脂、石油、蜡烛等。这反映了宋人对能源的科学认识和充分利用,也反映了宋人能源应用技术的进步。宋代的照明燃料分为三类:植物类、油脂类和蜡烛。宋代有直接用植物做燃料的,较多使用的是动植物油脂燃料,还有用石油和蜡烛做燃料的。照明燃料的价格基本是灯油最廉价,其次是松明,蜡烛最奢侈,因此宋人使用最多的燃料是灯油,社会上层则较多使用蜡烛。     

明北京营建烧造丛考之一——烧造地域的空间变化和烧办方式变迁

有明一代的北京营建,曾征办了巨量的砖、瓦、琉璃等烧造物料,其规模之大,历代罕匹。在明代北京营建中,其前后烧造地域的空间变化、烧办方式变迁等诸问题非常值得探讨。明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纳银代役制度的变化,导致了烧办方式的变迁,而烧办方式的变迁,则直接影响到烧办地域范围的调整。     

燃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以近两千年长江上游为时空背景

清代中叶以前长江上游在使用传统的生物质燃料时期燃料总体十分富足,唐宋元明时期个别煮盐业发达的地区出现了薪材匮乏的现象,但并不影响总体的生物质燃料的丰富充足状况。长江上游最早在汉代就开始发现火井,并在晋代利用天然气作为手工业燃料,但直到清代才逐渐在川东、川南部分地区盐业中广泛使用,而在生活中较多使用天然气等液化气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煤炭在中国也是早在汉代就开始,在长江上游的使用早在唐宋就出现,但很长时期内不论是在生产中或是在生活中都是煤炭与木材、木炭并用。近代以来,城市生活和生产煤炭使用范围扩大,但农村受多方面的制约,煤的使用程度并不十分普及,直到今天,农村生物质燃料仍为主体。由于人口压力、工业化过程中燃料换代不能实现,清中叶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是长江上游生物质燃料的危机时期,也是从生物质燃料向非生物质燃料转换的转折时期,其中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达到顶峰。近十多年来,由于液化气、煤炭、沼气、电力等非生物质燃料大量使用,燃料换代加速,加上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实际生活人口减少、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烹熟可食用品增多,虽然生物质植物燃料在农村仍为主体燃料,但城市乡村的生物质燃料薪材采伐量大大减少,森林生态环境的压力减弱。     

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及其特征

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包括记载北京史地风物之书和北京地域学者的撰述两方面。从明代北京子部著述分类来看,以杂家和小说家著述所占比例较大,这也是北京子部著述的一大特色。本文主要对《宛署杂记》、《万历野获编》、《旧京遗事》、《酌中志》等有关北京史地风物之书的版本、内容作了一定的论析,并对其撰述特征进行了重点阐述。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些记载可补正史或他史之阙漏;二是内容丰富、材料征信,对研究北京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是表述形式多样生动,反映了撰者所具有的独特史识和文学才华。     

元明清北京的能源供应及其生态效应

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以后,城市能源中的木柴、木炭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的森林。林木的过度砍伐,对太行山北段、燕山南麓山区造成了显著的生态破坏,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煤炭在能源构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采煤对西山一带的地表形态、植被覆盖、河流水源等所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忽视。文献和碑刻资料,证实了北京能源供应的发展过程及其连带的生态效应。     

晚明时期我国历史旅游客流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

本文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及《四库未收书辑刊》中记载的晚明文人游记为基础,借助SPSS12.0软件,对晚明时期我国历史旅游客流的集聚和扩散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当时我国已初步形成四大旅游集聚场和三大旅游扩散场,并进一步利用因子得分进行聚类分析,以此为依据划分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等级结构。     

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和紫禁城城墙,以及皇家陵寝所用大青砖,绝大部分是山东临清州烧造。从明初到清末的四五百年中,临清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漕运咽喉,又因其便利的交通和适宜的土质等特殊优势成为明清两朝的贡砖烧造基地。临清的贡砖生产虽间有停废,但一直受到朝廷的严格掌控,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大规模的贡砖烧造一方面促进了临清工商业的繁荣和生产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和漕运官军负担,对明清时期的临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北京地区的火葬墓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京地区发现的火葬墓属于辽、金、元、明、清等时期,这些火葬墓在构筑材料、形制、葬具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墓主有汉人,也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火葬墓较为盛行,明朝时期有所减少,至清朝时又有所增加。火葬习俗的变化与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统治者对火葬的态度及政策有关。     

Archaeological and chemical evidence for the earliest American use of raw coal as a fuel in ironmaking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bituminous coal in the tipple area and the subsequent analyses of specimens of the iron ore, charcoal, limestone, slag, and cast iron from the Eaton (Hopewell) blast furnace built in 1802 indicate that raw coal was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charcoal as a fuel in American iron smelting at least thirty years before it was used alone. Further, its use in this combinatory manner marks the earliest as yet attested to in the New World.     

明早期官窑青花瓷器所用钴料的产地特征和晕散成因分析

为揭示明早期官窑青花瓷器所用钴料的产地特征和"色散而不收"的原因,以明早期官窑青花瓷器和阿联酋采集的伊斯兰蓝彩器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EDXRF)和激光诱导击穿光谱分析(LIBS)分析方法分别对青花或者蓝彩纹饰部位以及釉的常规元素组成含量和氧化硼含量进行测试分析。结果表明:1)景德镇明早期青花瓷器所用钴料与伊斯兰蓝彩器标本类似,均为含有硼元素的经过预熔处理的低锰型钴料。2)明早期官窑青花瓷器"色散而不收"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采用了含有硼的高钠、高钙以及低铝、低硅的预熔处理过的钴玻璃料。研究结果从硼元素角度佐证了明早期官窑青花瓷器所用的进口钴料可能来自于伊斯兰地区,为今后青花钴料的产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数据。     

明代顺天府地区巡检司的设置、演变与分布研究

巡检司是明代维护基层治安的重要机构,顺天府地区作为明代的首善之区和边关重地,前后共设置了22个巡检司。通过对这些巡检司的设立时间、裁革时间、衙署驻地及治所迁移情况进行详细考证,发现这些巡检司大多分布在长城沿线重要的关口或运河沿线主要的节点附近,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有两处,分居京师东西两翼,分别在京师西部山区和京东运河沿线。这两条线关系着京师西部的治安和东部的漕运,因此一直受到重视,巡检司分布得较为均衡,且长期稳定。从数量上看,明初洪武年间巡检司较少,永乐年间设置的巡检司最多,并奠定了此后顺天府地区巡检司分布的基本格局。弘治末年至正德初年,巡检司数量达到最高峰。此后由于国家财政的困难,巡检司在嘉靖年间被大量裁革,它们对基层的控制也日渐式微。     

THE DATING OF ANCIENT CHINESE CELADON BY INAA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S*

In 2005, sherds of a special type of ancient Longquan celadon ware were excavated at Maojiawan, in the city of Beijing, China. Although archaeologists agree that these sherds were fired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ir specific date is unclear.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five other groups of ancient Longquan celadon sherds of known date were selected as reference samples. The elemental body composition of all the sherds was determined by Instrumental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INAA). Using the same principles as in provenance research,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build classification functions to specify the date of the unknown sherds. After analys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 by discriminant analysis, three classification functions were built. All the unknown sherds were classified as Ming Dynasty. This prediction is we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ct that these sherds are similar to other Longquan Ming celadon, and so they should be fired in the same dynasty. This also verified the judgement of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纳哈出盘踞辽东时明朝与高丽的关系

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在明朝初建时曾发生过较为剧烈的变化。过去学术界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学者都着重从明丽双方去寻找答案,事实上,北元政权特别是盘踞辽东的纳哈出势力的存在,对明丽关系的发展一直起着负面影响。纳哈出势力的存在与明丽关系的不稳定在时间上也是相吻合的。明朝方面在积极谋求与高丽发展关系的同时,努力解决辽东的纳哈出势力,也是明朝发展同高丽关系最有效的手段。     

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探析

本文依据文献史料,对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设过程进行梳理,对建筑平面进行复原,确定其用地范围与基址规模,并通过分析探寻其设计规律与手法,发现设计中采用两套平格网．孔庙、国子学的基址规模与大都城市平格网的基准长度存在倍数关系,基址边界均在11步×12．5步的平格网线上;建筑群内部的平面布置受8步×10步的平格控制,总平面中重要控制线大多与网格线对应。根据这一规律,本文进一步对明清北京孔庙、国子监进行分析,发现明太祖、英宗两朝对元代孔庙、国子学展拓时,基址规模仍受元大都城市平格网控制,而永乐朝重建孔庙时沿用元代8步×10步的平格网,将东西廊庑分别向内收进一格,从而揭示元、明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的内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