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宗庙“仪”类文献初探

<正>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中,有一组记录礼仪行事的竹简,此前已有初步介绍^[1]。这类记载仪式流程、进退容止的文献,在两汉时期总称为“仪”。在整理过程中,又发现数十枚性质相似的竹简可以归入此类。本文即对其中与宗庙礼仪相关者做简单介绍。目前所知的海昏侯汉墓“仪”类文献中,行事的主体都是“王”,这种文献类型很可能属于诸侯王及以上的社会层级专用。如下文介绍的几枚简,均与诸侯王的宗庙祭祀礼仪相关。如一简(图一∶1)简文云：     

海昏侯墓所见“羽人”考

在出土的海昏侯墓中,多处出现"羽人"图像,应受当时的社会风俗影响,也和刘贺的际遇与心境相关,同时也和他的价值取向相联。海昏侯墓中之所以多处出现"羽人",首先应该是羽化升仙之意。内棺及马当卢上有"羽人",正是刘贺渴望死后成仙的心理表现。其次,应该是刘贺希望死后解脱,追求自由之心态的表征。第三,除了升仙、灵魂解脱之外,或许还与海昏侯的昌邑情节有关。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丹画盾研究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盾数十件,其中有较完整的双弧盾数件。这些双弧盾大小相近,纹饰类似,并自名为“丹画盾”。丹画盾纹饰精美、色彩丰富,正、背两面均绘图像,正面绘蛟龙一条,背面分上、下两层横向彩绘“力士斗牛图”“力士斗虎图”。丹画盾铭文内容相同,记载了丹画盾的制作机构、时间、数量及原料、用漆量、价格等信息,表明刘贺墓出土丹画盾应是形制、用料、工价相同的批量生产物。由文献记载、出土实物及铭文内容来看,丹画盾应指以朱漆为底的彩绘盾牌,其性质应为武舞用盾。刘贺墓出土丹画盾作为昌邑王国武舞用盾,体现了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和漆器工艺水平。     

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

正随着內棺的开启和墓主玉质私印的发现,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也进入了尾声。已经确认,该墓的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刘贺身世显赫,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之孙,第一代昌邑王刘髆之子。后元二年(前87年)即位为第二代昌邑王,时年五岁。元平元年(前74年),因昭帝死无继嗣,十八岁的刘贺由权臣大将军霍光拥立为帝,成为西汉第九位皇帝,在位仅二十七天,又被霍光发动宫廷政变赶下帝位,成了千夫所指的废帝。在之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西汉铜镜

<正>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收藏有海昏侯墓园出土的7面西汉铜镜,其中刘贺墓出土5面(4面保存较好、1面破损严重)、刘贺之子刘充国墓出土2面。现将其中未著录的铜镜资料介绍如下。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凤鸟纹提梁卣及相关问题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凤鸟纹提梁卣引人关注,其形制、纹饰与宝鸡戴家湾、石鼓山青铜器相同,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与明显的地域特征,故其铸造的时间和地点应为西周初期的宝鸡地区。长冠凤鸟纹主要流行于西周初期的宝鸡地区,具有明显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应为西周初期周人新的创造,并为殷遗民所接受。周初的凤鸟纹提梁卣出于西汉海昏侯墓,表明其应为海昏侯的私人收藏之物。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海昏侯国除诏书》复原研究

根据文本结构和内容,本文对南昌海昏侯刘贺墓所出《海昏侯国除诏书》做了进一步梳理和复原探讨。《海昏侯国除诏书》文本结构较复杂,由正文、附件和下行之文组成,正文由奏和诏书本文构成。作为记录西汉海昏侯国被除国史事的直接材料,其内容丰富,从礼制和政事两方面论证刘贺无德且至死不悔改,阐述海昏侯国被除国的正当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海昏侯墓“李具”铭对鸟纹耳杯产地及相关问题探讨

据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最新整理与分类成果报道,整理出完好的“李具”铭对鸟纹漆耳杯248件。本文拟对海昏侯墓出土漆器铭文、签牌与产地问题展开讨论;对汉廷中央工官造对鸟纹耳杯的器形和纹饰发展序列进行分析,追溯对鸟纹的源与流,厘清“李具”杯在中央工官造产品发展序列中所处的位置,讨论它在漆器生产机构、制作产地和年代分期上的意义和作用;分析中央工官造漆器对地方工官制作的影响,以求证于大家。     

再探中国瓷质香炉的文化意义（下）

五．理学、金石学和香炉 文献记载,宋代,随着佛前焚香的开始,香炉始有定义。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说：“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辞海》讲到了用途：“熏炉,古时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香炉,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     

海昏侯墓新出木楬所见汉代丝织物初探

海昏侯墓新出一方编号为"第廿"的木楬记载了刘贺死后随葬丝织物的部分信息,经过对该木楬文字初读,可发现,刘贺墓中随葬有大量的"丸"(纨)类丝织物,产自齐三服官,或为昌邑王国带来之物。木楬所见"绢丸"非指黄色的纨,"绢"通"缣","绢丸"即"缣丸","绢(缣)丸上衣"则指的是由缣和纨两种丝织品制作而成的上衣。"縹丸"中"縹"在此指浅青色,即浅青色的纨。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礼仪简”述略

正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中有十余枚记录礼仪行事的竹简,姑且统称之为"礼仪简"[1]。这部分竹简数量不多,残损较为严重,现就目前所知的信息略作介绍。"礼仪简"中至少可区分出两种文献。第一种为昌邑王的"会饮仪"。一简云"右方王会饮(?)义(仪)"[2],前有一墨点提示。属于"王会饮仪"的简,多记载参与者的站位、进退和主持者的号令等。其中相对较为完整的简文如: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考释

自刘贺墓发掘以来,关于墓中出土器物,特别是"大刘记印"玉印研究,成果丰硕,然鲜有探讨"海"字铜印者。偶有略及,亦论之不详。从印文与形制上看,"海"字铜印正面朱文小篆一"海"字,字腔深峻,字口垂直,字底平净,符合汉铸印特征,却无从看出与马相关联信息;背面呈覆斗形,顶部有口形缺口,缺口沿边凹凸不平,为非自然损毁造就,无印纽,亦非烙马印"方形中空,可纳木柄",不具备先秦秦汉烙马印典型特征。从该印形制、印文与海昏侯刘贺实际境况推测,"海"字铜印印文"海"字当为"海昏"省称,属私印,或为刘贺于海昏侯国所铸用于行政文书管理之印信。又该铜印边线与北部正面、顶端三处呈非自然损毁状,或说明该印于墓主刘贺有非同寻常意义。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几个问题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多种不同形状的黄金。其中的金饼属"上币""行金",是全国通行的法定货币,体现价值尺度,具有流通职能。但其与铜钱尚未形成兑换率,存在交换上的诸多不便,对它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作用不宜估计过高。马蹄金、麟趾金是皇帝为了协调"嘉祉",班赐给诸侯王的特殊赏赐物或纪念品,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发行数量有限,非民间上下通行的正式货币,与金饼有别。金板不是什么王侯册封时的"金册",而是墓主为供宗庙祭祀及侯国消费之用的备用金。该墓出土的大量黄金,非如有人所说由"亲朋赙赠"而来,当主要是刘贺对家产的继承及其本人的赏赐所得,而库存的金板或许是其在海昏就地铸造。     

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随葬车马坑出现统一的“驷马安车”车制,展现了出行时的状况,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则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     

略论成都近郊宋墓中的龙形俑

本文通过对成都周边一带宋墓所出龙形俑的考察,结合以往的相关研究,认为其形象并非四方之灵中的“青龙”,而可能与唐宋文献记载的“伏龙”有关,起护宅镇墓的功用。     

柞伯鼎铭文补释及其年代再考

柞伯鼎铭文中的“共”当读为“供”,意为以下奉上、供其职事,引申为辅佐、有所奉献。“用昏无殳”的“殳”当为动词,即“以杸殊人”,是说昏国在南方以殳这种兵器为害一方,即蛮横用兵、侵扰边境,“无殳”一词和多友鼎中的“放（方）兴”、应侯视工鼎中的“非良”意思近同,近出铜器兒方彝铭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广伐南国”的主语是“昏”,并不指周公南征。铭文中的“蔡侯”当为传世文献中的“蔡武侯”,这为确定器物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综合分析柞伯鼎的器型纹饰、字体、人物关系以及相关历史背景,将其年代定在西周晚期的厉王时期较为合适。通过对相关铭文体例和文献的分析,并不能排除周公南征的可能,铭文内容仍隐约透露周公曾南征的事迹。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铜器三题

1977年冬、1978年2月,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店子村发现和发掘了两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其中,两件青铜鼎和两件青铜罍的形制、装饰纹饰具有早期青铜器特点,当为"古式"青铜器。车马坑内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可能与铭文中习见的"旅器"有关,表明这些祭器并非用于宗庙祭祀,而是"外用"之器。墓葬出土的青铜缶及青铜甗形盉为典型的"群舒"风格器物;此外,鲁东南地区出土的双耳兽首鼎形匜、青铜鼎耳装饰"点线纹"的作风也可能与"群舒"文化因素相关。     

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

周人举行郊天礼时要以祖配天而祭。周代祭天的最高祀典就是郊天礼,举行郊天礼时以始祖后稷配祭,这是周人祭天礼的常制,然亦不只是以后稷配祭。文献中还有所谓祭之礼,实为宗庙祭礼,与周人郊天配祖的制度无关。     

关于柞伯鼎关键问题质疑解难

柞伯鼎记载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广伐南国"的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有别.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为扩展土地、返居故地及报复周,而"广伐南国".     

关于中山国考古中几个问题的新看法

中山国铸铁炉边发现的骨料,不是为铸铁增加含磷量或用作燃料,而应该是用来降低冶炼熔点的熔剂。中山王墓出土的木皮铁杖与《吕氏春秋》所载铁杖虽同名为"殳",但用途各异,一为步战之兵、礼仪之器,一为车战之兵、实战之器。中山国的半倒焰式馒头形陶窑并非独创,而是战国时期陶窑的流行式样。灵寿城出土的炊器陶在燕国考古中也有发现,并非中山所特有,另一种炊器陶则更具中山国特色。中山国的货币存在仿铸现象,但非民间仿铸,而应该是官方仿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