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近十年中国学术界关于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述论

统万城遗址是中国古代匈奴族聚居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该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近十年来,统万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本文从统万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新发现、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及考古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对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基于价值展现和游憩空间创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景观设计理念——以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我国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意义重大,而绿化景观则是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景观的实地调研和现存问题分析,提出基于遗产价值展现和游憩空间创建的绿化景观设计理念。通过对其绿化景观设计的思考,营建与秦始皇陵价值相符的高品质且具有示范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使其成为传承遗产文化的重要途径。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     

良渚遗址的学术价值和遗产价值

考古遗址的学术价值往往不直接等同于文化遗产价值。尤其是良渚遗址这样的史前考古遗址,如何正确解读并充分阐释其考古学价值和遗产价值,是申遗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的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显著,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识不是单一乃至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手段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中不断地加深和发展着,因此良渚遗址的遗产价值也会随之变化和发展。从已有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表述良渚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这只是考古工作在遗产保护中的一方面内容;从保存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有效进行保护利用的角度讲,制定长远的考古工作规划、保障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才是申遗以及获选之后遗产管理中的重点。将遗址考古学价值的正确解读,发展成为良渚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核心依据,这样才能实现学术价值往遗产价值的转化。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考古”百议

我们现在也许应该认真思考今后中国考古学如何加强理论建设,如何在我们的考古资料特点和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参照相关学科的成果,发展出自己的历史理论这一严肃问题了。——赵辉工业遗产的价值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认可,但工业遗址和它们的管理者仍然面临着挑战,如运维工业遗产的高成本性、社群与工业历史的脱节造成社群与工业遗产的交流困难。     

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

本文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角,分析提炼土司系列遗产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并讨论构成系列遗产的各土司遗产个体间的"组合原理",陈述其对系列遗产整体价值特征作出的贡献。     

“大明宫——世界的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2010年9月19日．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盛大开园前夕,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历史专家在西安举行了“大明宫——世界的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大明宫遗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丝绸之路等有关历史问题进行了交流。其交流成果对于大明官遗址的考古、保护都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表现了世界各国专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丝绸之路的共同关注。同时也对东西方遗产保护理念进行了充分交流。     

基于“层积”视角下的城市考古遗址保护

本文从我国考古遗址与现代城市空间相冲突的现状问题出发,通过对中西方两个历史城市(罗马和洛阳)城市空间演变过程的对比,分析出罗马与洛阳这两个城市中考古遗址保护现状的差别,其内在原因在于两者对城市空间的认知观念的不同;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到2011年的《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人们在城市遗产保护过程中对城市空间的认知不断深化,"历史性城市景观"建议用"层积"的视角来认知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因此扩展成为一个完整、动态的复杂"层积"体系;文章进而建议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也应结合动态性、整体性城市空间的特征进行观念上的提升,建立动态发展与宏观整体的观念,并结合相关案例、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方法和策略。     

考古遗址的预防性保护——英国的政策与实践

英国由四个构成国组成,每个构成国都有各自的法律和机构。这四个构成国为保护其文化遗产制定了国家级的保护导则。尽管这些总体文件没有明确规定预防性保护准则,但对预防性保护措施中必不可少的规划和管理行动进行了广泛讨论。考古遗址的预防性保护包括一系列广泛的措施,旨在减缓遗址恶化。其所有行动和战略均由遗产保护框架来定义,该框架管理着受保护类遗址的实践,对英国的法律条文进行探讨有助于考古遗址的预防性保护行动的开展。价值评估、风险管理、测绘记录、了解保存环境和监测变化、使用遮盖物和保护棚、应急预案和现场管理等,是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主要措施。英国当代的遗产保护实践表明,人们清楚认识到遗产对其所服务社区的益处,因此将考古遗址的预防性保护置于公共利益范围之内至关重要。将预防性保护措施纳入协作式的多学科方法为延长考古遗址的使用寿命及其价值(提升)奠定了基础。     

卷首语

正中国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土司遗址"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今年九月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现场评估工作顺利完成。为此,本期特别推出"土司遗址申遗专辑",全方位解读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贵州海龙屯等三处土司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为什么是它们能成为中国遗留的众多土司遗址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所应具有的突出而普遍价值有明确的规定。《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     

“我只是不曾使用这个词”:关于利益相关者对文化遗产的理解的调査

正2018年第7期理解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而言的遗产价值.既需要对相应的权力场予以重视,也需要寻求方法以探索使用者视角下的价值问题。在美国,官方话语通常将与土著人相关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建构为考古遗址,这是一种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相匹配的阐释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整体上模糊了遗产地与当代人之间     

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研究——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例

技术价值是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之一,需要通过一定的特征要素呈现出来,从而被识别和感知。矿业遗产是工业遗产中蕴含技术价值最为显著的一类,其特征要素也更为丰富和突出,可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应围绕矿业生产中的一系列技术展开,包括技术本身承载的或通过技术反映出来的价值。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可被归纳为四个方面,包括物质要素、技术及工艺流程、生产人员和管理体系、生产活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上述内容能够通过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操作链分析、科学技术史研究等途径挖掘。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依照上述四个方面剖析其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包括选址、井巷、竖炉、工具等;探矿、采矿、冶炼技术及工艺流程;人员结构、生产体系等;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的影响等,进而可归纳出与技术价值的对应关系。案例研究为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研究提供详细的分析路径,即挖掘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分析要素反映技术价值的特征,归纳并阐释技术价值。该研究体系可普遍适用于从古代延续至近现代的矿业遗产,有利于促进矿业遗产调查研究、价值评估等工作的开展,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奠定基础,对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学科的发展也应有所裨益。     

考古遗产的社会价值与产业化利用路径探讨

考古遗产无疑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语境下,它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随着大众考古理念的增强以及大众对考古遗产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已成为实现遗产价值、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同时也是使考古遗产得以可持续传承和传播的一种发展途径。考古遗产产业化利用的具体路径有:一是遗产的资源化,即对遗产的文化解读与阐释;二是对遗产本体的文化旅游开发;三是对遗产内涵与符号的创意策划,与演艺产业、影视产业和创意产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开发文化产品和服务。     

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探讨——以西安地区为例

土遗址是一个较为庞大的体系,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对其保护利用应尽量遵循原真性原则和可读性原则,其中原真性原则对应遗产保护,可读性原则对应遗产利用。西安地区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可大致分为室内模式和露天模式。室内模式对保护遗址本身的原真性较为得力,但在原真环境保存方面有一定的欠缺,适用于经过考古发掘清理,需要展示多种遗迹现象的土遗址;露天模式在保护环境原真以及提高可读性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应与室内模式有机地结合,才能达到理想效果,适用于原有形制不复杂,较为规整、对称的土遗址。     

关于聚落考古方法的几点思考

聚落考古其实就是以聚落遗址为考古对象,来研究聚落遗址形态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演变的历程。我们通常所说的聚落遗址一般都是将周围的环境包含在内的,聚落周围的环境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区域。     

“地域—文化”遗产调研的基本方向

文化遗产调查的内容和应当追问的问题对于遗产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对于文化遗产本身的景观分布范围、社会原生背景、使用和改用状况以及对于反映人地关系和遗产压力等方面因素进行的分析,都是对遗产进行评估和处理的依据来源,这些调查内容都应被视为对遗址进行管理的基本参数来源,也是对遗址进行规划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遗产实践中尚存在遗产调查上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遗产调查简单化和离散化,对于遗产调查的细化和整合是亟需解决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对于遗产范围的认定、遗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遗产本身的背景和现实处境都缺乏具有针对性的调查手段。这些问题成为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较大的障碍,而解决的途径应当是改进遗产调查模式。     

北美西南部废弃行为研究

考古学家发掘的大多是废弃的遗址,我们过去在发掘和研究一处遗址或聚落时,可能很少有人关心它们废弃的原因,除非像庞贝古城这种极其特殊的灾难性案例。近来对环境考古的重视,这种关注开始出现,比如对齐家文化喇家遗址的灾难性事件和对萧山跨湖桥文化因海侵而消失的关注。本文提供了一种研究遗址废弃行为的范例,对我们的遗址发掘和聚落形态变迁研究颇具启发性。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废弃看作是一种文化消亡或社会崩溃的结果,而现在则从环境、生计、人口、健康与疾病、营养条件、冲突、意识形态等原因所造成的推力和拉力来了解先民移动的生存策略。美国西南部以丰富的考古遗存而闻名。成千上万的史前房屋以及祭祀建筑仍旧有一部分保留下来,有些还形成了土墩,标志着这里曾分布着活动频繁的史前聚落。这些考古遗存激起了考古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其废弃原因的兴趣。文章着重探讨了考古学家如何探究废弃的过程及原因。作者认为,废弃也是迁徙的过程。无论是狩猎采集社会还是早期农耕社会,环境波动和社会压力都会导致迁居移动(residentialmobility),而在大部分情况下迁徙是一种生存策略。迁徙过程通常也是个人、家庭和社群的一种决策过程,决定人们在何时迁往何地,并是否期望回来。突发灾难性事件以及不同决策的搬迁,都会在遗址中留下不同特点的物质遗存和遗迹。作者还根据西南部考古学研究成果,总结了四条有助于从考古物质遗存来判断废弃行为的经验标准。这也要求考古田野工作更加仔细地发掘和收集遗址中各种器物和迹象,分辨它们形成的原因和弃置形态,然后从生态环境、生计、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来探讨废弃过程,从而动态地重建个别遗址和区域聚落形态的变迁和兴衰。以本文的标准来判断三星堆祭祀坑的废弃方式,也许可以将其看作是当地遗址(聚落)废弃过程的终结性祭祀实践。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成都平原大遗址聚落考古中的实践与收获——以高山古城遗址为例

区域系统调查是当前聚落考古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通过对地处成都平原西南山地高山古城遗址的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聚落考古与社会形态的研究,并为今后成都大遗址考古和古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基础材料与实践范例。本文对高山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和相关思考进行回顾,以期为相关大遗址研究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