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西安事变“三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但为了维护其统治,国民党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大片国土节节沦丧。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     

战与和之间的折冲者:孔祥熙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以国民党中政会成员和代理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以及蒋介石亲属的多重身份,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当局内"主战"和"主和"两种对立声音之间充当了一位折冲者,以求在政治、经济的稳定以及蒋介石的安全都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中的冯玉祥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内战,容纳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救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     

“八三”事变始末

1942年8月3日,驻山东的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在师长常恩多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率领下,脱离国民党的统辖,并包围、解决了鲁苏战区总部,宣布组成“东北挺进军”。数日后,该师大部哗变,常恩多病逝,郭维城率2800余人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八三”事变。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的东北军西安事变后对东北军造成致命的震荡便是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临上飞机前,留下了一张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内…     

商震在西安事变后的冷静

<正>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紧急调兵进攻西安,企图扩大内战,趁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死于“西安事变”的民国政要邵元冲

邵元冲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拜把兄弟。他一生反共,追随蒋介石,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但他爱国,坚决抗日。西安事变前夕,他因事去西安面见蒋介石,不料,却正赶上西安事变,当夜,杨虎城的部队包围国民党中央大员住处（西京招待所）后,邵元冲在慌乱中翻墙逃跑时被打伤,后送到医院不治而死。     

试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外进步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演变为大规模内战,损耗国家民族御侮实力,遏制了国民党内主战派的内战叫嚣,迫使国民党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企图,改取政治解决善后的方针;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学良、杨虎城尽速释蒋回京,对促使张学良下决心释蒋并亲自陪蒋回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再议美援在美国调处国共谈判中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美国提供援助的本意并非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最后走向了最初愿望的反面,未能成为促使国民党改革及国共和谈的推手,反而成为"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档案史料,研究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博弈,分析蒋介石如何使美援从压力变为助力。     

“中央考察团“在陕北苏区纪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发动的持续了近十年的剿共内战停止了下来,国共两党的高级代表从1937年2月起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会谈。国民党中央为了研讨和制定西安事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名为“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实则确定了联共方针,启动了     

看守张学良的宪兵谈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专机抵南京。蒋下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扣押张学良。知其内幕的宪兵司令部上尉书记官廖逸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捕,在狱中交待了宪兵看押张学良时的一些内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经过谈判,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     

评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重大事件,当时曾引起较大的国际反响。近些年来,我国有许多史学著作述及这一事件,正确地指出了英美不希望中国内战、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持蒋介石的地位的态度。但是尚缺乏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本文拟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有关材料为主,把美国政府当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一述评。(一) 西安事变爆发初始,美国当局十分关注事变的现状及发展,尤其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     

张学良援助陕北红军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段历史已为人熟知。但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陕北红军在物资、财政方面的具体援助，知道的人并不多，或不具体。作者依据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陕西省国民党政府民国历史档案、陕甘宁边区政府革命历史档案等史料，形成此文。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

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他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有二:一是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抗日潜力,并且害怕它,因而对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为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满恐惧;二是对国内异己力量、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因此,总希望日本的侵略能适可而止,并期望国际社会能对它实施约束。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实在太大,要征服中国,独霸东亚,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退让的底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经过诸多曲折,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终于下决心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杨虎城：爱国亲共的曲折人生

杨虎城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也称西北军,人数最多时达四万余人）的军事首领,他与张学良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捉到蒋介石后,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他与张学良都犯了愁。他认为,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没有谁能斗过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能和蒋介石抗衡。蒋介石剿共已近10年,不仅没把共产党消灭,反而使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大。     

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县长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起承转合既关联高层也牵涉基层,县长作为关联各方的重要节点,作用当不容低估。事变之前,陕甘地区县长的人事更迭已凸显着西北政局的变化。事变期间,不仅县政措施及时跟进,县长们的作为亦可圈可点。他们一方面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另一方面竭力营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氛围,更有一些县长全程参与,为西安事变的发展演变提供充分便利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多数县长虽延续着"官随人转"的政治逻辑,但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也使得县长的思想倾向发生变化。地理上与中共接壤的国民党县长,在西安事变与中共统一战线的激荡和影响之下,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出人意料之处或许就在于此。     

西安事变中的宣传工作

正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大约早晨7点钟,张将军派来他的一辆"雪佛兰"轿车把我从家里接到事变的临时指挥部新城大楼。进屋后我坐在高崇民旁边的沙发上,那时还没捉到蒋,室内空气凝重紧张,人人表情严肃,张学良身穿棉袍,头戴毡帽,不时地在客厅中间来回踱步,大家都在屏息等待临潼方面的捉蒋消息。     

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七十周年随想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我当时正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工作,略知一些这次事变的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