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作家”冯金堂的凄然人生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我叔叔冯金堂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只上过几年小学的他,因出版多部风靡全国的长、短篇小说而成为文坛新秀。尤其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黄水传》,当时在河南,特别是在豫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然而,这位中国第一代“农民作家”在“文革”中,却以自杀的方式凄然而去。     

开国大将徐海东的文革岁月

徐海东,湖北大悟人,1900年出生,穷苦窑工出身。革命战争年代,历任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长、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他勇猛善战,屡立奇功,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有17处伤疤;他的家族中有66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形成了一座罕见的家族烈士陵园。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大将第二位。然而,这位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在文革动乱的非常年代,却再也不可能做到毛泽东多次对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的嘱托……     

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的历史回顾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评价中国的土地改革时称“土地改革是相对于城市和现代经济领域进行的一种巩固农村政权的平行过程,是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20世纪30年代,川陕苏区的土地改革既是一场政治、经济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川陕苏区农村的历史进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三农”问题仍然是核心问题,研究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派魔术大师“十三刀罩子魁”

翻开中国近代魔术史,有一位魔术大师可谓举足轻重.他学艺于上世纪20年代,红于30～40年代,建国之后成为新中国北派魔术大师.这位大师就是人称“十三刀罩子魁”的赵世魁.     

陆正亚“右派”案件平反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演示实验提出正确见解的青年教师,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却被打成“极右分子”,但值得庆幸也令人称奇的是,在极左的“化大革命”中,他却获得了平反。这就是原安徽省政协六、七届委员、合肥工业大学物理学教授陆正亚的遭遇。这期间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回忆起来,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发人深省!     

"鲜卑山"考源

一、关于“鲜卑山”的几个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米文平先生经过长期查访和研究,终于找到了鲜卑拓跋氏在《魏书》中记载的“旧墟石室”“嘎仙洞”,用他自己的话说：“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陈连开先生也评价道,鲜卑“嘎仙洞”的发现,“解答了史学上一个千古之谜”,是“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2的确如此,鲜卑“旧墟石室”的发现不仅为鲜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坐标,同时为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略论陈独秀的红学观念

二十世纪之初,曾是中国思想化界最为活跃的时期。被誉为“本世纪十年代后期中国思想化界的三个巨人”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不仅都是“新化运动”(胡适称之为“中国艺复兴运动”)的主将,而且对《红楼梦》这部旷世杰构的小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蔡胡二人都是赫赫红学名家,陈独秀却淹没无闻;其实,尽管他的论红字不多,但其见解却自有其高明之处。     

震惊美苏的中国密码专家

章照止先生是老一辈数学家,当年就住在我家的对门,然而,在数学圈子以外,他的名字并不太响亮。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带有一丝神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设计多么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他们把他叫做“中国的眼睛”。中美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的沉没地点,中国后来组织力量打捞,     

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何孟雄,是中国“北方革命运动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斗争史上,曾有李立三及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统治,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这期间,何孟雄挺身而出,第一个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并站在最前沿与王明宗派主义和错误路线斗争到最后一刻。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批判,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详情请见《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梁实秋与胡适：亦师亦友四十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声名远播．交游广泛．许多人提及他时都言必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度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但与其相交数十年的梁实秋却从未说过此语,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坦言无论是当面会晤,还是与别人提起胡适时,他都会恭敬地尊称年长他十一岁的胡适为先生。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斯大林红色电影中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借大清洗运动,将“十月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基本消灭殆尽后,他决定动用文艺手段,特别是电影方式重新书写俄共党史和革命史,突出他个人。1937年至1939年,由斯大林“编导”的电影“经典”横空出世。     

董必武的革命人生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最长寿的就是被后来称为党内“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建党之前,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由读私塾、考秀才、任教到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再回国革命。在我党创始之初的“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从上世纪20年代直至70年代,惟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已经妇孺皆知,那么．董必武这位中共元老又是走过怎样一条壮丽的革命人生路呢？     

忆云南辛亥革命长者李曰垓

20世纪30年代初,哲学家艾思奇的名字因他的《大众哲学》传遍中国,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众多热血青年由此奔赴抗战前线或红色圣地延安。而真正引领艾思奇走上哲学之路的启蒙者、他的父亲——一位云南辛亥革命长者、为护国军定名和创作《讨袁檄文》的李日垓,却鲜为人知。今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做文章以为纪念。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年）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发表“愿意与台湾订立和约并恢复外交关系”的公开信,史称“吉田书简”。这一件规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使中日关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本拟对“吉田书简”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一简单的论述。     

毛泽东与“核工程”司令陈土榘

在中国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战士,自投身革命那时起便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国上将陈士榘就是其中一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曾担任“特种工程司令部”司令员一职,并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组织领导了我国“两弹”试验基地的建设,因此获得了“中国核工程司令员”的美名。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陈将军始终追随着党和自己领袖的脚步,不计得失,殚精竭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冯雪峰坎坷的一生

冯雪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经是左翼文坛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新星,是人们公认的我国“鲁迅学”权威。可是,他的后半生却历尽坎坷,饱受苦难。他的遭遇,深深地打上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烙印。长征路上的著名作家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叫神坛村的山村,家里世代务农,他在九岁时才放下牛鞭,走进了学堂,是这个贫困农民家庭唯一的读书人。冯雪峰由于天资聪颖,外加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良。小学毕业后,他背着家人偷偷跑到金华,投考金华中学,以第一名被录取。不久,他又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当地的浙江第七师范。读师范是有官费补助的,这就…     

《沧桑十年》前言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     

川鄂湘黔“神兵”起义始末

19世纪20年代,在中国西南部的川鄂湘黔边区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神兵”武装起义。这场起义于1920年引爆,至1950年止,整整延续30年之久。“神兵”起义势如暴风骤雨、狂潮巨澜,迅猛席卷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湖北浙南、贵州4个省区的48个市县,数以百万计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各阶层群众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这场起义,实质上是广大民众为反抗苛捐杂税、打击统治阶级和军阀势力、图谋生存自救而掀起的一场农民革命。“神兵”起义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川鄂湘黔边区,乃土家、苗、白、汉、侗、蒙古等多种民族杂居的地域,社会情况极为复杂…     

洛汀的执著与隐忧——极“左”思潮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洛汀,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现在的小年轻大概没有几个听说过。 的确,洛汀虽是资深作家,当过昆明市首届文联主席,但算不上特别“著名”。他1938年即投身抗日洪流,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革命,几十年却总被阴影笼罩。“组织上”内部掌握的是：此人“历史问题复杂”、“肃反没有结论”,“不可重用”,这些他本人却一无所知。上世纪50年代,他从部队转业到云南省,参与创办《边陲文艺》,是实际的业务负责人,却没有名分,给了他一个莫名其妙的头衔一“总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