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

由于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及日本政府的敌视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不相往来的状况。为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总理大力倡导“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通过中日两国的民间团体的互访往来,极大地改变了两国间的敌对状态,克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暗礁、最终使两国恢复了邦交。详情请见《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一文。     

利玛窦传奇的海陆两栖旅行家

2010年,是中意两国建交40周年,也是意大利中国文化年。而今年也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利玛窭逝世400周年。这位出身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的马切拄塔的神父。以其包容和博大的胸怀,将西方的科技与艺术带到中园,又将中国的悠久文化传到西方。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日本组的功绩和遗产——读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的知日派和对日政策》

正一、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199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综合评论杂志的论坛上回顾了关于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综合杂志都刊登了为日中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挖井人"的证词。当时,中方的重要证人为孙平化。孙平化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的部下,曾担任LT贸易廖承志办事处东京联络事务处首席代表,又在邦交正常化前夕赴日,成功促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还长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孙以轻松诙谐的语气回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双方的频繁往来:     

中意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使命与经验交流——2012年度学术会研讨会综述

2012年2月22日至23日,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意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使命与经验交流一2012年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意大利驻华大使严农祺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意两国的21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发言,国内多家文博单位、科研机     

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1989～1992年中苏(俄)关系简析

1989～1992年是中苏(俄)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包括三个阶段: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1991年);建立睦邻友好原则(1992年).在这三个阶段中,"正常化"是核心,它贯穿其间,使三个阶段紧密相连.中苏关系之所以实现"正常化"主要是由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此外,灵活的政策运用在处理"三大障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中苏关系正常化,对后来的中苏(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使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考验,奠定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中俄旅游交流现状及意义分析

旅游业是"友谊的桥梁、和平的使者",在增进不同国家间的感情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俄两国互为最大的邻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吸引中俄两国的游客往来频繁。自9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伴随着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的跨国旅游也蓬勃发展。中俄旅游合作对两国关系影响深远,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还具有政治、文化的属性。本文着重分析了中俄旅游交流的现状和积极意义,旨在对中俄旅游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历史时刻

正1979年1月1曰,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日,邓小平致电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热烈祝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出席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纳德·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并在祝酒时指出: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诛远影响的大事。     

开启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曲折历程

中苏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恶化,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逐步发展到两党、两国关系的全面破裂。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发生的武装冲突使两国的对抗达到了顶峰,甚至走到了发生战争的边缘。其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形成对中国的强大军事威胁。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论中国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及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1968～1971年)

中国领导人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在1968～1971年间发生了转变,即1968年初至1969年上半年,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谈判;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8月,从不干涉越美和谈转变为支持越南谈判;1970年9月后,态度鲜明地支持和谈。中国前后两种立场都引起越南的强烈不满。虽然中国没有以牺牲越南的利益来换得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且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条件下,仍给予了越南大量的无偿援助,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越南对中国的不满、疑虑与不安。在中美缓和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这为后来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

1963年法国前总理富尔的中国之行是中法建交中的关键阶段,而定稿于11月2日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又是富尔访华最终取得成功的基础。富尔访华初期,中法虽都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愿望,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使会谈陷入僵局。其后,中方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有步骤建交方案、直接建交方案,最终在三项默契基础上同富尔达成了一致。中方把最终形成的默契以文本形式交给富尔,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总的看来,该要点是中法平等协商的结果,法国在其中承担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法台不再保持"外交"关系等义务。但谈话要点也是求同存异的结果,并未全面解决中法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始末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得以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从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看周恩来谈判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1969～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在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部署谈判的策略和内容;他以于细微处见周到的工作态度为中美谈判营造了自然、友好的外部氛围;他卓越的专业谈判素质、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但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给基辛格和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苏日关系比较研究

鸠山内阁时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与日恢复邦交,苏日两国很快实现,而中日两国仍停留于民间交往。其原因是复杂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1、在鸠山内阁外交战略中,日苏关系先于日中关系;2、中苏两国对日外交方式不同,苏联选择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方式,中国选择非政府间的民间交往方式;3、中苏两国对解决日俘、渔业等问题的认识不同,苏联将其视为邦交的资本,中国将其视为邦交的前提。     

审时度势,铸就辉煌——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外交战略的演变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出击",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的"全方位",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一外交战略演变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制定和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大局,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Umberto Zanotti Bianco and the Mogadishu events of 1948

So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signing of the 1947 Peace Treaty, Italy was faced with the traumatic loss of its African colonial Empire, an Empire whose establishment had been one of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Fascist regime's foreign policy. This article analyses Anglo-Italian relations in the Somalian context, highlighting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Fascism and by the anti-Italian policies of British troops to the tensions that were to lead to the tragic events of January 1948.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the diplomatic mission carried out by Umberto Zanotti Bianco, President of the Italian Red Cros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Italian Liberalism. Zanotti Bianco was conscious of the need for Italy to rejoin the ‘club’ of democratic power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Foreign Minister Carlo Sforza, he sought to reopen dialogue between Britain and Italy. The dispute between Italy and Britain brought about by the Mogadishu events and, more generally, by the Italian presence in Africa was soon brought to a close, due both to Zanotti Bianco's shrewd strategy and to the clear need for the Western Allies to strengthen De Gasperi's government on the eve of the decisive April 1948 el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