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妇女研究述评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史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妇女历史的研究,在妇女应对危机、妇女与就业、妇女与社会保障、女性主义和妇女组织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中国史学界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尚属空白。     

社会性别史：学理建构及其开放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历史研究在西方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添加妇女的历史到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的妇女史——“她史”,再发展到社会性别视角下注重差异与多元的社会性别史,短短30年的时间,它不断走向成熟,也逐渐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可。本拟讨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中的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如何寻找它     

论北美殖民地时期妇女的地位

北美殖民地时期妇女的地位问题,是美国妇女史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妇女史学家们形成了观点迥异的两派。一派认为,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妇女享有与男子近乎平等的地位,她们的境况比同时期的英国妇女和19世纪的美国妇女都要好。这一理论源自20年代伊利莎白·安东尼·德克斯特的著作——《殖民地妇女的状况》。在这本后被奉为美     

中世纪研究在美国的建立及其早期风格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世纪研究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与话语体系,亨利·亚当斯、赫伯特·亚当斯以及乔治·亚当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早期建设阶段,业余学者和专门学会成为了推动学术发展和学科专业化的主要参与者,大学培养模式则主要受德国和法国的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欧洲中世纪研究形成了重视教科书写作、在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理解中的他者性和继承性相互叠加、宏大视野与碎片化研究相互交织等特色。这些早期风格塑造了美国中世纪研究的核心范式,同时也对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中世纪史学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检视与省思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在妇女形象建构、活动空间以及妇女发展等专题方面有不少成果。口述史方法、民族志调研和社会性别范式构成美国该领域研究理论的基本特征,在特定社会语境和诸多文化学术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形塑了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中国学界可借鉴美国妇女史学界的方法理论,思考美国分析框架应用于中国本土研究的可能与不足,辨别美国在本土女性主义精神影响下关于中国当代妇女发展观点的洞见与偏颇,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多元分析框架。     

20世纪美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

阿普特克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视历史为自己最重要的斗争武器,宁愿不做大学历史教授,也要坚持研究当时美国史学界排斥的美国黑奴斗争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得到承认后,关于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所涉及的主要是战斗性与学术性能否共存,政治追求是否要影响学术著作的客观真理性等问题。我们应该从当时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理解他的著作,特别是在对历史的客观性、片面性等问题上要有我们自己的见解。     

19世纪30年代末美国有关女权的争论

19世纪30年代末,以美国妇女普遍参与废奴运动为导火索,美国人就女权问题第一次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这是该国的保守势力与女权主义者之间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场辩论围绕妇女的角色定位和职责范围展开.美国历史上妇女们第一次公开掌握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话语权,站在自己的立场对男性划定的“妇女领域”作出自己的界定,拓展了美国妇女社会活动和社会职责的范围,在思想上和策略上为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培养了女性领导人.     

近十余年中国冷战史研究新气象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大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最初主要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探究"二战"后十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苏东剧变戛然而止,加之在此前后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大量开放,中国冷战史学界首次有机会探察"铁幕"的另     

德国史学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

在德国史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20-30年代,主要针对《凡尔赛和约》的相关宣判,一部分德国史学家编辑出版了大量外交档案,极力为德国开脱责任,从而在国际上引起激烈争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汉堡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以其论述德国战争目标的论文,对德法两国一度达成的一致意见提出质问,再次引发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既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联系,也与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和民族情感息息相关。时至今日,不同观点依然存在,只是研究重点发生了明显转移,研究方法也出现了较大更新。     

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

在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     

American neurophysiology and tw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ies

This article contrasts two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ies, one founded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1837 and the other founded near its end in 1887. The contrast allows a perspective on how much budding neuroscience had develope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merica. The contrast also emphasizes the complicated structure needed in both medicine and physiology to allow neurophysiology to flourish. The objectives of the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of 1887 were (and are) to promote physiological research and to codify physiology as a discipline. These would be accomplished by making physiology much more inclusive than traditionally accepted by raising research standards, by giving prestige to its members, by providing members a source of professional interchange, by protecting its members from antivivisectionists, and by promoting physiology as fundamental to medicine. The quantity of neuroscientific experiments by its members was striking. The main organizers of the society were Silas Weir Mitchell, John Call Dalton, Henry Pickering Bowditch, and Henry Newell Martin. The objective of the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of 1837 was to disperse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life” and to promote human health and longevity. The primary organizers were William Andrus Alcott and Sylvester Graham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John Benson. Its technique was to use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not create it as was the case in 1887. Its object was to disseminate the word that healthy eating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