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解放战争时期北满地区剿匪组织动员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北满地区匪患严重。而建设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对于中共来说至关重要。能否彻底剿除土匪,肃清北满地区匪患问题成为中共在东北站稳脚跟的关键。因此,党在北满地区在组织剿匪部队清剿土匪的同时,通过组织工作团、组建基本群众武装、构筑群众剿匪机构等方式组织动员群众进行剿匪斗争,形成强大的剿匪组织网络,成为人民战争中的重要链条。这也为中共最终消灭东北地区匪患,整合东北地区资源,改善东北地区政治生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是由中心区不断向外扩展的。明末天启年间 ,本地区蚕丝业出现第一次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扩展 ,清代晚期 ,其蚕丝业的扩展又表现出新的特征。本文分三个阶段考察了本区域明清两代蚕丝业的分布状况 ,展现了这一扩展变迁的轨迹。同时从自然条件、经营蚕丝业的经济收益、蚕丝业发展的历史等方面探讨了其分布与变迁的原因和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的组织发动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团结全国各地革命志士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湘籍志士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为辛亥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不仅是舆论界的骄子、战场上的英雄,而且在组织发动方面格外引人瞩目。黄兴、刘揆一等人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在同盟会成立过程中,华兴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强与会党的联络,焦达峰等人在日本东京积极参与组织共进会;为推动长江流域革命,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为发动巡防营士兵反戈一击,谭馥、葛谦等人在广州组织保亚会;在湖北革命团体的演变中,湘籍志士积极参与,钟畸、杨王鹏、蒋翊武先后分别担任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的社长,正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领导了武昌首义。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由于黄兴等人积极努力和精心安排,使孙中山顺利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建立民国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当地科举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闽西客家地区经济生活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许多人因“家贫”、“业儒不就”等原因纷纷放弃儒业、举业而从事工商业,明中后期该地区的科举及第情况比明初明显衰退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闽西客家人从事各项生业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后,便纷纷投向族人和乡人的教育,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促进清代闽西科举的发展。但由于闽西南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科举的力度也就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南北部科举发展的不平衡。     

美国政府组织的档案分布情况

美国政府组织的档案可以分为非军方机构、军方机构、国家档案系统、国会档案四个系统。除此之外,还有非政府组织、私立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档案。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许多档案资料是可以从网上直接获得的,具体的网站分布情况如下：     

惯性与变迁: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司股息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的股份公司在股息分配方面,依旧普遍执行"官利"制度,显示了这项受"非正式约束"支配的"正式制度"的强大惯性.官利之制虽然是创业者向投资者的妥协,但毕竟不合世界实业通例,企业家等有识人士在对其予以评判的同时,也力求进行改革.不同的变革方案与实施措施,汇聚成北洋时期官利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显示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     

浅析民族地区农村合作组织的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且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长足发展。而农村合作组织能很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在民族地区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对解决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一个地区科举的兴盛与否,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诸如当地的社会风气、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虽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举发展不一定成正比,但明清时期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后盾却是不争的事实。本以闽西客家地区作为个案,试图对经济发展与科举兴衰的关系作些探讨。     

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

国民政府时期,两湖地区的新族学实施近代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新族学并不是单纯的国民教育机构,它与乡村望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一种宗族组织形式。新族学集合了城乡近代宗族精英,其中,新乡绅在新族学及其校董会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新族学及其校董会成为乡村宗族新的中心,宗族旧的祭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教育功能。新乡绅推动了宗族制度的改良,促进了乡村宗族变迁。     

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县级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最高司法行政当局力图对县级司法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县法院的普及.四川各县司法机构在省高院的部署下实施了改革.在人事任命上,提高了任职资格,采用新标准对既有人员进行甄别审定,采用考核录用的办法吸收新增人员,对未达标者进行培训,并建立一套常规考核办法.虽然经过努力改革目的部分得到实现,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许多因素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如改革计划不切实际,合格的司法人员短缺,人员质量和数量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等等,使得县司法处和县法院的建立一再拖延.另外,制度之间的冲突、围绕人事权力的争斗也消减了执行的力度.在监督方面,虽然最高司法当局规定了巡查制度和常规监督管理制度,但地方以种种应付手段使监督多流于形式.     

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述论

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随着家庭承包经营的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迅速瓦解,覆盖率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90%下降到1985年的5%。90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努力恢复合作医疗,但重建工作一再受挫。农民自费医疗的境况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2003年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出台,这是又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几年来的试点和推广实践证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符合我国的实际,对保障农民身体健康、维护社会和谐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立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需要各方力量的整合,任重而道远。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基层司法实践问题 --对四川南充地区诉讼案例的分析

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制定出一些现代化的法律,但落实到基层司法个案的审理,却谈不上什么法制现代化和法制国家建设。这一过渡时期,也出现了难以一言蔽之的涉共案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来说明那段时期县级司法的状况。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若干问题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时人存在种种不同的评说。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考试名目应为官考试还是公务员考试;考试性质是资格考试还是任用考试;考试原则是考试党化还是人才主义;应否对公职候选人进行考试;考试录取是凭录取还是分区定额;考试方法是论考试还是新式测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处理,致使该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许多缺憾。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新中国以来,人们对乡村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思潮和乡村教育实验区及其代表人物、乡村私塾与乡村学校的关系、乡村教育经费、乡村教师及其待遇、乡村师范、乡村社会教育等方面。由于资料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评价有失偏颇,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国民政府一二两届立法院组成分析

立法院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于1928年10月议设。其时国民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将“以党治国”,建立五院制的国民政府来行使“治权”。以立法院的组织形式来规划国家法律体系,既源于孙中山的理论构想,也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统治国家的一种尝试。至全面抗战爆发,共产生过四届立法院,前两届与后两届在委员数量及构成上有较大差别。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在对第一、二届立法院构成人员进行一些量化分析,以期深化对立法院的研究。     

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审计模式的演变

审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活动 ,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自西周以来 ,国家“审计伴随着历代王朝的盛衰 ,生产经济的起落 ,维系着财经地位的时上时下 ,在波浪起伏的历史进程中 ,迂回、曲折、步履维艰 ,进展迟缓”。① 而到民国时期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组织形式的引入 ,我国国家审计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良”。② 近期以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 ,一些学者和国家审计部门开始关注和重视对中国审计制度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学术性的成果。但对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制度作专题性的研究 ,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③ 1 92 7…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