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社区/社会、政府"四位一体儿童照料模式研究

随着二孩、三孩政策在中国推行,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引起生育爆发,2021年生育再创新低,如何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新生育政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影响生育的诸多因素中,儿童照料成为制约二孩、三孩的首要因素,儿童照料成本过高、无人看管现象极为普遍.母亲照料、祖辈隔代照料、暖爸鼎力参与等家庭照料模式,友好型学校课后托管、双减等措施...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由来与展望

今年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提出30周年。理解这一政策的关键和枢纽,是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这五次人口座谈会定下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农牧区少数民族生育意愿研究——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为例

本文根据调查资料,描述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生育意愿的基本状况,从政策认知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宗教信仰三个方面分析了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国家相对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指导下,以果洛州为代表的青海省农牧区少数民族的生育意愿,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等方面基本趋于合理。建议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大力发展农牧区经济等措施,引导群众树立合理的生育观念,提高整体人口素质,从根本上解决农牧区人口的结构性问题。     

清代黄龙山地垦殖的政策效应

本文以清代黄龙山地的垦殖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清代中央到地方影响山地垦殖的有关政策的梳理, 分析了鼓励山地垦殖政策和逐步取消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政策互相作用。这种政策的效应在清代中后期使得黄龙山地人口增加、垦殖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这种垦殖的盈缩, 有清一代, 其覆被经历了林地-农地-林地的变迁。山地垦殖的结果导致了黄龙山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试论西汉初年人口政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西汉是我国第一个长时间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各种规章制度趋于成熟的时期,它的历史经验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其中就包括西汉初期的人口政策。此外也要看到影响古代人口发展的其他因素,以及汉代人口政策的负面影响,这一政策的弊端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人口数量也就在"休养生息"政策的影响下,反反复复的增长与减少。     

德国纳粹时期的妇女政策与妇女

母亲和妻子角色在纳粹妇女政策中居于中心地位 ,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政策构筑了其妇女政策的基础。表现在人口政策、家庭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妇女组织等诸多方面的种族主义特征 ,成为纳粹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妇女政策的典型特征。在具体政策方面 ,纳粹实利主义的妇女政策 ,成功地利用国家改变了妇女就业、家庭与社会生活 ,同时利用妇女、家庭与妇女组织支持了国家政策。家庭政策和福利措施不但使妇女顺从了纳粹的意志 ,重要的是成就了纳粹妇女政策的目标。妇女在纳粹总体政策中始终只具有工具性意义 ,妇女被作为政党工具、服务工具、生育工具、劳动工具贯穿整个纳粹存续之始终。     

中国历史上的五次人口大增长是如何实现的

正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个决定对于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具有重大意义。纵观历史,在我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曾有过五次重大的人口政策红利期,其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成就了历史上五个盛世时代。     

全球化视野下亚洲科技人才移民美国的历史透视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口迁移的全球化趋势和规模日新月异,流向美国的亚洲移民与日俱增,其中以技术移民尤为突出。从1970年代起,亚洲就成为当代美国技术移民的首要来源。这既与美国移民政策变化所产生的拉力作用相关,也源于战后亚洲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由于许多亚洲国家曾长期遭受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它们在战后也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而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其人口压力、经济落后和生活水平低下等因素合力发酵,使亚洲各国都出现了其人口在国内、国际和洲际三个层次上的大规模迁移与流动。大批技术移民流向美国,既是亚洲各国人口流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亚洲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虽然回流亚洲的技术移民逐渐增多,但从整体上看,亚洲仍然是当今世界上人才流失最多的地区。     

“双减”政策背景下研学旅游的规划与开发

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和国家相关教育政策的支持,我国掀起了一股研学旅游热潮。2021年7月,“双减”政策提出后,研学旅游成为教育界和旅游界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首先从研学旅游的概念和发展阶段出发,分析“双减”政策背景下研学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其次总结出其发展过程中的限制因素,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企业提供理论参考,促进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     

实践中的转变：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减息政策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减息政策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借贷利率的限制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规定的利率过低,造成农村金融借贷停滞,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放开对借贷利率的限制成为唯一的选择。减息政策经历了从严格的利率限制到完全放开的转变,这是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政策改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放开对借贷利率的限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恢复农村借贷的效果,借贷困难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     

“双减”政策背景下研学旅游的规划与开发

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和国家相关教育政策的支持，我国掀起了一股研学旅游热潮。2021年7月，“双减”政策提出后，研学旅游成为教育界和旅游界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首先从研学旅游的概念和发展阶段出发，分析“双减”政策背景下研学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其次总结出其发展过程中的限制因素，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企业提供理论参考，促进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     

论"九·一八"事变对关内移民东北的影响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给民国以来关内人民的"闯关东"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它一方面使关内人民出关受阻,移民数量骤减,中断了正常的移民进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它使"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与东北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完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其发展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宏观背景因素对海外移民企业家创业的影响--以澳大利亚的中国商业移民为例

论文基于2019年对阿德莱德和墨尔本两个州府城市的实地调研,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宏观背景下的商业移民如何改变其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二是宏观层面因素如何重塑商业移民的发展机会结构;三是中澳经贸关系现状对商业移民有何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制度因素和经济背景,对于商业移民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作用并非等效。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对于商业移民特征的转变起着主导作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则在呼应改变的同时,间接促成了商业移民内部的组内差异。对于商业机会结构的转变,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带动的需求市场起到良好促进作用,而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相关的移民政策与制度作用则更为关键。     

新方志如何记述人口与计划生育

记述新中国自推行计划生育（以下简称计生）工作以来的起伏变化和贯彻实施各项计生政策以及取得的成就,为各阶层了解、分析、研究人口变化和制订生育政策提供信史资料,为各级政府实施人口和计生决策提供可靠信息和科学依据,是广大方志工作者应探讨的新课题。本文作者结合《信宜市志》编纂实践,从篇目设计、政治质量、记述重点、材料选取及组织等方面,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演进

<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40余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的发展方式和轨迹。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而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方略,对于修正人口总体失衡,并保持人口总体长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在宏观上,通过生育政策调节国家人口发展的速度、数量、素     

影响地方政策移植的因素分析

政策移植具有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的优势。在近年中特别是全球化的趋势下,各个国家通过借鉴和移植别国成功的措施与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政府绩效。同时,国家地方政府间也出现了大量的政策移植,对地方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地方政策移植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使移植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认真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丰富政策移植的理论、促进政策移植的成功。     

影响地方政策移植的因素分析

政策移植具有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的优势。在近年中特别是全球化的趋势下,各个国家通过借鉴和移植别国成功的措施与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政府绩效。同时。国家地方政府间也出现了大量的政策移植,对地方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地方政策移植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使移植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认真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丰富政策移植的理论、促进政策移植的成功。     

人口流动对边境地区人口安全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本文关注我国边境人口变动和人口流动状况,着重分析了人口流动对边境人口安全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边境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边境县域人口总体规模稳中略降,人口增速和增量持续减少;②人口净流出已逐步成为边境人口变动主要因素;③边境人口变动与流动影响程度有明显区域差异。外流风险型地区已出现明显的人口负增长和外流,人口安全缺乏数量和质量保障;相对稳定型地区人口保持低速增长,但其人口净流出水平正不断提高,有向外流风险型转变的趋势;相对封闭增长型地区人口增长较快,但流动性较弱。各类边境地区人口流出流入呈现不同特征,并受到经济、教育、城镇化、民族、政策等不同因素影响。     

土地改革政策与"和平土改"问题评析——兼与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一文商榷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拥有2.6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进行了规模宏大、内容深刻的土改运动,涉及的农业人口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在土改实施过程中,党和政府汲取了老区土改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了周密的部署,坚持了审慎的步骤,注意调整政策和法规,对部分地区土改初期一度出现的"和平土改"及中期出现的过急过激的现象予以了及时纠正,推动新区土改取得了巨大胜利.     

1966～1976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

1966～1976年间,我国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至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的12.2%.此外,由于这期间对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的限制政策,扼杀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