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设施国内外研究进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公共设施水平逐步提高,不可避免地需要布局邻避设施,即NIMBY,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布局在我家后院"的设施。随着人们自我健康和保护意识的增强,邻避设施由于负面外部性的存在而面临着"邻避"的风险。如何减少其负面外部性,实现成本-效益对等,解决邻避冲突是邻避设施布局的关键。本文在总结邻避设施的概念的基础上,从邻避设施的分类入手,分别分析了国内外邻避设施的研究进展,综述了国内外邻避设施的类型、规模、选址、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困境、邻避冲突及解决方案等进展与不足,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新视角,以期从发达国家邻避设施的布局中汲取经验,给我国有益的启示。     

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地区清水头村为例

旅游消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城市周边乡村发展中社会与空间的巨大变革,使其公共空间面临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缺失,进而出现异化。为深入剖析该类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本文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运用其三元辩证法理论框架,以西安市长安区清水头村为例,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构,深入阐释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和内在逻辑,最后从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作用力、目标形态、机制保障等方面给出了相关优化建议。研究发现,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在地方政府空间表征过程中,其“使用价值”被压制,而“交换价值”被凸显,但是村民在表征空间过程中的“抵抗”态势并不明显,反而“内化”趋势更多。本文的机制分析和优化建议有助于引导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最终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两重目的。     

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制度空间位移、政策空间悖论与行为空间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后城市化”时代。“快速扩张下”的城市收缩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和实务层面的关注，其中空间层面的资源不匹配和不协调是带来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尝试从“制度—政策—行为”层面的空间不匹配，解释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其中，制度空间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政策空间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行为空间嵌入个体、群体、家庭行为中，通过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最后，提出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促进收缩型城市再“更新”、关照区域政策平衡，扩大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成为“人”的“家”等治理导向与政策尝试。     

旅游地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及其影响机制

流动摊贩的空间治理成效关系着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建立了关于弱势群体空间政治中“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于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空间生存状态的案例分析中。发现：①受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影响，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被政策法规在正式制度层面认定为“不得其所”，但其在旅游经营活动中却受到其他空间使用者的欢迎，在非正式制度层面是“安适其位”；②西街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具有“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双重性，由此也塑造出流动摊贩在阳朔西街时空嵌入的空间结构；③内部群体特征（灵活流动性、规范化提升）与外部社会文化情景（和谐稳定的社会话语、旅游场域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因素不仅有效消解了正式制度层面所形塑出的“不得其所”空间规范，同时也强化了非正式制度层面与空间结构上西街流动摊贩的“安适其位”。     

武汉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

城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是城市功能转型的典型代表。运用实地调研、访谈、批判性语篇分析等方法，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建立起贯穿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和使用全过程的解构思路，从“规训者—反规训者”视角分析了武汉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①武汉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是规训者与反规训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经历了由空间的表征主导的“游憩化规划”阶段，由空间的实践主导的“水岸重塑”阶段和由表征的空间主导的“流动秩序实践”阶段；②多元利益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趋同性空间再造和自下而上的异质性空间实践，但政府始终主导着空间生产过程，保障了其游憩化、公益性方向。     

基于POI的城市影子教育机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影子教育作为普遍而又特殊的人文社会现象尚未引起空间科学的关注。本文基于POI数据,融合GIS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兰州市影子教育机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兰州市影子教育机构总体表现出“西疏东密”的河谷带状分布,并呈现“一主多次”的组团式空间结构;②内部差异较大且不同类型机构的分布特征不同,区位选择的尺度差异明显且集聚形态各异;③不同类型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不同功能型的专业化空间单元;④城市居住小区、商服环境、主流教育机构及交通可达性是影响影子教育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由此驱动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空间布局模式。     

此心安处是故乡——失范理论视域下城市街头艺人空间行为与治理研究

街头艺术具有触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积极作用，但在城镇化与城市转型交织的特殊背景中，街头艺人群体却被贴上“秩序破坏者”与“底边阶层”的标签，成为公共空间和主流秩序排挤的对象。文章以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建构街头艺人“空间-治理规则-治理图景”的解释框架，并以“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探寻街头艺人空间行为背后的真实目标诉求与既有社会治理规范的冲突。研究认为城市治理手段应当主动适应治理对象的行为规律与目标诉求才能避免失范，街头艺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基于其自身职业特性与理性选择的内在合理性，而既有的刚性、去流动性的稳态治理范式，同街头艺人的真实诉求之间存在不适性。进而提出“适应流动性”的空间治理策略，包括流动性的城市空间、在地化的城市权利等，希冀善待和尊重街头艺人，构建具有艺术活力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     

中国博物馆空间分布特征的多尺度分析

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14年中国博物馆的空间特征进行多尺度分析和探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尺度看,中国博物馆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单中心向外环状扩散和轴向扩展的“扇”型结构特征,并沿“胡焕庸线”两侧非均衡分布表现出“东南密西北疏”的分布格局;从地带尺度看,三大地区博物馆分布呈现出东部多于中部、中部多于西部的“梯度化”特征;从省域尺度看,不同类型博物馆的省域分布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和差异性特征,民办博物馆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从市域尺度看,博物馆集中分布在II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国市域博物馆密度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     

上海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网点分布的空间异质性

城市内部格局与过程空间异质性的复杂性规律成为当前人文地理研究的难点和热点。以上海市主城区为例,从结构与功能视角刻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异质性并发现有趣现象：上海市公共服务网点呈典型“核心-边缘”圈层特点;由于占地面积、租金、服务性质等因素五大设施形成类似金融类网点的强邻近性群集聚与类似科教类网点的弱向心集聚（逆增长点）两种模式;弱向心集聚呈现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增强的新特征,与多中心空间结构会促进设施均衡化布局的构想相反;主城区边缘地带交通发展未受重视导致其运输功能空间差异增强。     

传统村落神圣空间形态、当代价值及其研究范式再认识

神圣空间是中国传统村落重要的空间形态，但理论界对神圣空间时有“存续论”和“废弃论”的学术争议，对其内涵、类型、流动性发展趋势以及新的研究范式也缺乏深入解读，这对人们深入认知传统村落神圣空间带来了困惑和迷茫。通过文献梳理，认为：神圣空间的内涵是“空间+意义”的综合。在传统村落中空间形态有两类，一是具有明显可观察性的宗教信仰性神圣空间，二是一切不可让渡或不可化约的人文意义的神圣空间。在内容研究方面，学术界对第一类型的神圣空间研究着墨较多，但研究特点表现在对神圣空间“本身”进行阐释。对第二类型神圣空间建构性的解读属于新兴研究类型，研究主要将传统村落神圣空间看作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动态性实践的产物。在流动性视角下，学术界更注重对传统村落神圣空间与流动性互动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之间建构和生产的研究，认为“神圣空间作为文本”更符合新的社会事实及其推动下的研究议题。不同认知范式具有差异性，相互补充是人们整体认知传统村落神圣空间的基础，也对乡村振兴实践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整理、挖掘以及塑造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引。     

基于快递物流测度的区域流动空间特征——以江苏省为例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流动空间作为新时期的新空间形式在带来时空压缩效应的同时不断地强化着区域城市间联系,推动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城际流通。快递物流是互联网交易的虚拟流与快速交通实体流交互产生的物质流动,其代表了流动空间的虚实二元性,是研究流动空间网络特征的有效切入点。以江苏十三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以六家物流公司的网站数据为数据来源,采用权重分析法和重力模型方法建立起区域城市的快递物流水平、城市间流动空间连接度及城市快递物流总体评价等三项指标,结合区域流动空间的指标分析发现区域流动空间具有网络一体化、去中心化、扁平化、等级化及点轴式等五大特征,基于流动空间的可视化研究发现江苏省区域城市间关系显示出了一个具有等级特征的多中心扁平化点轴网络,围绕南京、苏州、徐州的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态势成为提高区域流动空间流动能力的重要突破方向。     

基于活动空间的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

人本导向的动态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城市居住分异视角切入,以南京市单位小区、传统社区、城中村、保障房和商品房小区的不同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居住地、工作地、其他日常活动地点以及主要活动路径上的蓝绿空间品质,交叉对比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收入群体获得的蓝绿空间品质差异,进而研究蓝绿空间质量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基于活动空间测度的不同社区类型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明显,但不同收入群体蓝绿空间品质差异不显著;活动路径的蓝绿空间要素比活动地点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更大。     

兰州城市居民意象空间及其结构研究

通过问卷的方式对兰州城市居民的意象空间进行了调查,从266份认知地图中提取和统计相关数据,据此分析了兰州城市居民空间认知的基本类型、构成要素和发展阶段。研究表明,兰州城市居民空间认知的基本类型不仅包括西方学者提出的序列型与空间型,而且还包括单体型;空间认知的构成要素并没有超出Lynch提出的5种: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但各要素所占比重要相对均衡一些;就空间认知的发展阶段而言,初、中级的连接发展阶段和邻里描绘阶段所占比重高达96.61%,说明居民对兰州城市的空间认知水平普遍较低。最后,根据各种地物和要素出现的频率概括出了兰州城市的意象空间结构,发现它与现实中兰州城市空间格局及其重点十分相似。     

老旧住区居民地震紧急避难空间选择与行为特征分析

避难行为活动的高效开展是避难空间产生并进行合理布局的根本动因。居民自主的避难行为具有有限理性的属性,其特征是避难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老城区的避难资源缺乏是各地的共性问题,在避难场所规划布局的工程实践和相关研究中,缺少对避难行为和空间的相关性的研究。本文以南京老旧住区为例,系统研究了居民选择紧急避难地点的空间特征和行为特征,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典型避难行为的产生原因;最后,基于对避难行为选择统计分析的结果,提出了未来避难场所规划中应注意的关键原则,研究结论可作为避难场所布局的重要依据。     

长春市居住与工业空间演进的耦合性测度及影响因素

以长春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用地现状图等数据,借助ArcGIS软件,采用斑块聚合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等研究方法,对1995-2013年长春市居住与工业空间演进的耦合性进行了测度,发现： ①长春市居住、工业与城市用地分布的“离散化”趋势明显,其中居住用地的斑块聚合指数波动幅度较大;②从居住与工业用地“中心-外围”分布特征来看,三环以内居住与工业用地呈现明显的“逆协同”演变规律,二者的用地密度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③从居住与工业用地格局演进来看,二者布局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从成长路径依赖、政府调控引导、市场经济驱动、科技创新带动、空间主体的决策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居住与工业空间演进耦合性的影响因素。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拓展策略

城市空间拓展规划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适应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实现城市空间拓展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确保城市空间拓展的经济性、高效性和实用性,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空间拓展策略。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策略应包括:主体社会化策略、城建立体化策略、城市信息化策略、城乡一体化策略、城际协作化策略。各城市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具体选用相应的策略。     

南京市区活动空间总体特征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人作为信息化的主体,随着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设备的日益普及,人们在网络中遗留的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大规模"痕迹"成为重要的研究数据,并开始被地理学者广泛关注。本文尝试通过借助新浪微博,引入位置服务签到大数据分析南京市区活动空间的总体特征通过与基于城镇人口的空间等级对比研究发现活动空间等级的依赖与极化并指出信息时代下距离的二重作用是导致空间极化的最主要原因。     

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解读

研究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权力学说为理论基础,收集了多元文本/话语资料,采用批评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对珠江广州城区段上的游船空间进行解读。研究发现：①游船空间权力的对象转变促使新的权力文化的诞生,游船空间中物的使用价值让位于符号价值;②游船空间的分层体现出类型学秩序,座位的排列则渗透着等级性秩序,由此生产出不同性质的社会空间及社会关系;权力对时间的分解及序列化,确保能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来创造利润;话语的编织及渗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控制场;对身体的安置,能提升权力支配及管理的效率。最后,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体现出的是资本与权力在空间中相互串谋而引发的旅游空间异化。     

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

从西汉史可见都城长安"千余人"集会,"守阙上书"的情景。"阙下"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宫阙前特殊事件的发生,"吏民聚观者"甚至可达"数万人",也说明这里有规模可观的空间。民众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公共活动的空间是"市"。刘据在"巫蛊之祸"时曾经策动"市"的群众"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里巷仟佰"也曾经成为民众"聚会"场所。而礼制建筑区也有相当宽阔的空地。不过这是不允许民间活动使用的空间。总体说来,西汉长安宫殿区的宏大规模,使得普通居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压抑,而公共活动空间相对有限,使得都市功能的实现,不得不以诸陵邑作为补充。考察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可以发现公共空间的区别。东汉洛阳已经有空间更为充裕的公众活动场所。城市史进程中都会职能和交往条件的这一重要变化,也体现了汉代都市社会构成形式和社会生活形态的若干历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