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新论

文人与史家的不同并不在于是否具备才、学、识,而在于是否具备史德。章学诚不同于刘知几之处,就在于他不把史识看作最高标准,而是在史识之上又设置了更高的规定,即用史德来约束和规范史识。史德即尊君,心术即名教。章学诚的“史德”是一个封闭性概念,它主要是对史家的职业性要求,最多只涉及到一些对统治伦理的维护和承诺。而“新史德”则是一个开放性范畴,它更多地要求史家对公众和社会承担一种必要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内涵不在于轻易认同什么,而在于严肃质疑什么。新史德的本质不是道德,而是道义。     

司马迁的史才和《史记》的体裁

史才是史家的基本功,包括编著史书的才能和才华.司马迁的史才不仅在二千年前举世无双,就是二千年后的今天,仍是世界历史名人,堪称中国历史之父.他的盖世才华,是他留芳千古的决定性因素.但古今史学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如唐代《史通》作者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为最重要.     

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如果运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来概括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关于史才,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关于史德,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他们的史家修养论是中国现代史家修养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史家提高自身修养有重要启示。     

刘、章“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

在我国史学史上,唐代刘知几首次系统地提出历史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项条件,被后世学者持为评论史家的标准。时过千余年,清代章学诚又以其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充实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受到人们的称道。对刘、章二人所论史家各项条件的涵义以及二家理论的相互关系,目前史学界尚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或以为刘氏所论的“史识”已包涵了“史德”的内容,只是未标以独立的“史德”之名目;或以为“史德”是章氏首倡的一个史家条件,与刘氏的史识论并无关系。但一致的观点是,章氏首次把“史德”作为一个独立于“史才三长”之外的条件,提出了史家应兼备德、识、才、学四个条件的理论。本文认     

习史偶得(二则)

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清人章学诚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还特别增加了“史德”一条,这实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章氏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史著,他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章氏反对将才、学、识简单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他认为真正的“良史之才、学、识”还有深层的内涵──史德。他是把著书者的心术之正作为史识的前提看待的…     

《晋书·刑法志》与《通典·刑典》的史论比较

历史编纂承载着史家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严密的编纂方法,是一部史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试图重点从史论角度切入,对《刑法志》与《刑典》的编纂特色进行比较分析与探讨。     

程应锣的文笔

古人以为,所谓史家当具三长——史才、史学、史识,这其中的史才,主要是指史家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力及对史料的组织功夫,《史记》做书》《后汉书》《三国志》所以被后人称道,     

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

优秀史家的基本要求,是史才、史学、史识兼备.这也是从事历史撰述的基本要求.从历史撰述本身来看,叙事和议论是两个主要部分.全面认识叙事的要求和议论的魅力,对于提高历史撰述水平,有直接的意义.     

高允的史德与史识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里,史海苍茫,典籍浩繁,史家辈出。其中,北魏史家高允集史德与史识于一身,不愧为一代良史。近年来史学史研究中提到他的人不多,颇觉有说一说的必要。高允字伯恭,渤海（河北景县）人,出身世宦之家,为北魏朝廷重臣,晚年屡请致仕不获,年九十...     

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旧史家”与“五朵金花”的讨论(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由民国时期转变而来且以史料考证见长的"旧史家"积极参与到以"五朵金花"为热点的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他们对各朵"金花"都积极进行理论思考,发表了诸多观点,彰显了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为他们融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展示理论尝试的舞台。"旧史家"对"五朵金花"的讨论,不仅发展和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队伍,也为新中国史学的理论架构与学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史德”到“史心”

从“史德”到“史心”钱念孙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是个非常崇高的形象。他不仅要具备刘知几《史通》里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这“史家三长”,还要具备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特别强调的“史德”素养。才、学、识三者是学术根基和能力的综合体现,各人因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不...     

胤禔与明珠关系考证

胤禔与明珠是康熙朝前期政治舞台上的两个重要人物,历来是史家写作康熙朝历史时不可不书的人物。但前此不少著述,于二者关系多有误解。现从二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政治交往活动入手,利用实录、奏折、起居注等史料加以考证,力图澄清史实,并以之求正于方家。     

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和读史札记14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本刊特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稿"专栏,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考察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从学术风格和宗旨、历史上的关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考证成果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以及学术团队优良学风的形成四个方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刻辨析,     

钓鱼城有关碑刻的初步研究

中国合川钓鱼城,在十三世纪的宋蒙、宋元战争中,坚持抗战近40年,对保卫南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元1240年筑钓鱼山寨。1243年筑城。1259年击毙蒙古总帅汪德臣、伤蒙古大汗蒙哥。1279年在朝命不通,重庆失守,钓鱼城孤立无援,宋王朝实际已倾复的历史背景下,开城纳降。钓鱼城的这段历史,越来越为中外史家所注目,海内外史学界的前辈与同辈作了大量考证,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本文拟从对钓鱼城有     

辽金少数民族的史学批评及其意义

辽金少数民族人士针对具体史学活动以及史书、史家所做的评论已具有史学批评的内涵。辽兴宗对于史笔、萧韩家奴对于史鉴、耶律孟简对于史识,还有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元好问等对于史书、史才的理解和诠释,无不彰显着他们各自关于史学的认识,而且综合观之,也可窥见其时少数民族人士共同的史学追求及普遍的思想倾向。大体上说,他们主要接纳了以往朝代史学批评的观念,认同直书原则,强调史书的鉴戒功用,史才三长中尤其推崇明识。其意义不仅在于指导辽金史学的规范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推进了各民族之间较深入地沟通与文化交流,为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汉晋之间史论的发展及其风格

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汉晋之间的史论在史学与时代的双向互动中,从形式、内容、史论主题和评论风格都有重要发展,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也体现了此间史家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     

胤褆与明珠关系考证

胤褆与明珠是康熙朝前期政治舞台上的两个重要人物，历来是史家写作康熙朝历史时不可不书的人物。但前此不少著述，于二者关系多有误解。现从二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政治交往活动入手，利用实录、奏折、起居注等史料加以考证．力图澄清史实，并以之求正于方家。     

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

本文是对房德邻先生、贾小叶先生论文的回复。其中引用了总理衙门章京上书、刘大鹏日记以及"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等材料,并解读《直报》的报道,进一步说明本文作者在《"公车上车"考证补》中的论点。本文还指出了史料解读的主观性及史家对史学的应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