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短命的货币金圆券

一、先从法币谈起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废止银本位制,禁止银元流通,以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并将白银收归国有,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储备金,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币1先令2.5便士或0.2975美元.当时1元银币兑换法币要损失3角钱以上,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此后,国民党政府逐步控制了一般商业银行。     

抗战驻华美军吃垮了中国经济？

长期抗战给了脆弱的中国经济以毁灭性的打击,驻华美军的庞大开支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1944年,中国政府为美军在华开支及成都机场建设（美军在华军事基地的一部分）提供了331．565亿元法币的垫款,而当年中国政府全年岁入不过是200多亿元法币。为建设美国空军基地,中国政府还在春耕期间征调了四川50万青壮年民工,用最原始的办法肩扛手提,如期完成了基地建设。     

陈云协调边币战胜法币

正1944年,毛泽东决定让早在苏区时期管理过财经工作的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副主任。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不过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贸易入超、通货膨胀、金融波动、物资短缺、财政赤字等几大难题。那时边币和法币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也非常复杂。法币在国民党统治区流通,边币在陕甘宁边区流通。当时边区的日常生活用品、医疗用品、办公用品等都十分缺乏,需要边区人民拿成盐、土特产等去     

日伪时期汉口流通的钞票

武汉沦陷后,汉口市面曾经流通过三种钞票,即法币、军票和储备券.现分述如下:1938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汉口,法币允许流通,法币即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的钞票、日军当局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种钞票中票面在10元(包括10元)以下者,仍准流通;票面为50元及100元则禁止使用.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全部停止使用.     

黔南事变时南明堂一场舌战

1944年冬,日军进占贵州独山,省城贵阳告警。国民党中央调派十八集团军在黔南一带布防,集团军司令汤恩伯则坐镇贵阳,部署防务。一时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张治中、谷正纲、张道藩等云集贵阳,主持御敌大计。国民党衮衮诸公不在加强防务上精心筹划,却在老百姓身上大作文章。他们所     

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布币制改革公告,宣布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钞票为法币,所有银币、白银限期兑换法币,不再流通,并由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1月5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予以追认。     

拍案一怒,各走各路:我与蒋经国的决裂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民生艰困的景象。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高达每石1800万元。一般公教人员、平民百姓,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治的地步,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     

金圆券在新疆流通始末

1948年8月19日,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际,国民党颁布了《财政紧急处分令》,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和1：15万的比率收回法币和关金券,并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新疆于同年8月28日下午金圆券空运抵迪化后才开始执行,规定11月20日为收兑截止期,并委托新疆商业银行、邮政局及兰州商业银行迪化分行协助收兑,拨付新疆商业银行收兑基金金圆券40万元。     

导致国民党政权财经崩溃的上海黄金风潮案(上)

国民党政府从抗战末期到崩溃前夕,由于官僚资本进行疯狂掠夺,前后发生过两次黄金风潮案. 第一次是1945年3月间发生在重庆,起因是蒋政府为了骗取人民的金钱,借口吸收游资,自1944年9月起,由中央银行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和法币预购黄金期票,到1945年3月29日,黄金牌价由每两2万元提高到3.5万元.加价之前,已经走漏风声,以致银行人员利用职权,乘机购储黄金.嗣后,蒋政府中的政学系、CC系为了夺取财政大权,乘机掀起风潮,闹得重庆满城风雨.经监察院检举后,由法院判刑的有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处长王华等.孔祥熙也因风潮影响,被迫下台.     

中国人民银行溯源——记华北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一、两大根据地银行的成立 成立根据地银行是革命战争的需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离不开经济力量的支持。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市场上货币混杂,有国民党法币、日伪币、地方土票,货币性质不一样,同样性     

抗战中的《广西日报》昭平版

1944年秋,由于国民党新桂系在湘桂战役的失利,新桂系的机关报——《广西日报》（桂林）解体.随后出现了《广西日报》宜山版、《广西日报》百色版和《广西日报》昭平版（以下简称“昭平版”）.就其性质而言,前两者仍是新桂系的机关喉舌,而“昭平版”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在桂林的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为贯彻周恩来副主席指示,通过统战关系,团结有关各方,得到广西国民党左派人士有力支持而创办起来的进步报纸,尽管她在昭平出版时间不长（1944年11月1日至1945年9月30日）,但在桂东抗战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根据地对伪币斗争的政策

<正>日本早就想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管理权,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国民政府的法币先与英国的英镑建立比价关系,后来受于美国的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法币与美元挂钩,改革结束时日本连一杯残羮都没有分到,怀恨在心。日本陆相说:"中国此种快刀斩乱麻的货币政策计划即系抗日精神的表现"。日本为了破坏法币政策,他们大量从华北走私出口白银,据日本官方统计,1934——1936年两年间,由日本转运出口的白银达日金2500万元。同时还进行走私贸易。在这些     

陈公博出逃及伏法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副总裁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卖国投敌,1944年死亡后,其爪牙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陈逆一贯追随汪精卫,为国民党汪派中的得力干将。1932年1月,汪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陈为实业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组织部部长。1938年汪精卫潜逃至河内,发表唁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倡导的“和平三原则”。当时负责国民党四川     

50年前国民党政府对进步学生的一次大逮捕

1948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整个中国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夕,采取了两个垂死挣扎的行动。一是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所谓的金元券,并限期以1比300万的比价收兑法币。当时法币已几成废纸,一斤小米售价达4100万。同时限期收兑并不准民间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和外币。这是蒋介石集团在经济已经崩溃,进一步敲骨榨髓,搜刮民财的最后伎俩。第二个行动是在国统区各大中城市以“共匪职业学生”、“奸匪学生”、“匪谍学生”等罪名,在报上公布黑名单,     

五十年前学唱的一首歌

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苟延残喘,宣布废止法币,大量印发金元券,以金元券1元抵法币300万元在市场上流通。结果丝毫未能起到抑制物价上涨的作用,反而使物价一日三涨。批发物价上涨120万倍,零售物价涨得更猛。金元券自发行到停止流通前后不到10个月,就成为废纸,彻底崩溃,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1949年春季,我在浏阳县中庸乡中     

中国农民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中国农民银行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后成立的,在1934年11月14日开业。“资本总额定为一千万元,实收五百万元”(见“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F第11页)。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发布《施行法币布告》,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发行法币的国家银行。是年12月又公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亦称法币,限定该行最高发行额为壹亿元。     

中国最先发行的银元辅币券——贵州的“赖家票”

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崩溃的经济,于1935年发行了一种不能兑现黄金的纸币——法币。到1945年,法币已发行到500亿元以上;到1948年夏,法币已发行到660万亿以上,其发行量是当初的47万倍,物价上涨到抗战前的3492万倍,通货膨胀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年8月19日,实行一次“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规定法币300万元换金     

从一张巨额支票看旧中国法币的崩溃

近从一泉友处看到一张1948年8月11日由上海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国币壹佰亿元的支票。该支票为竖式,长178mm,宽85mm,支票号数为“0998238”。浙江兴业银行是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总行原设杭州,1915年12月迁至上海。支票上的国币,即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它是在法币恶性膨胀,即将停止流通,国民党政府紧急进行货币改革时开出的,金额之大令人咋舌。中央银行法币券的最大面额是壹万元,按照银行整理票券100张为一把,10把为一捆计算,即使100亿元的票券都是最大面额的法币票券,也多达1000捆。需40个钱箱容装,三四辆运钞车才能运送。由此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本文现从货币的发行角度进行一些探讨,以求弄清法币的最后崩溃情况。     

1944年外国记者西北行背后的“角力”

1944年外国记者西北之行,曾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事件。抗战爆发以来,新闻界首次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封锁,而中国共产党当时急需获得外界的舆论支持与实际援助,这是国民党最不愿意接受的。于是,围绕记者团西北之行,国共双方的舆论战硝烟再起。最终,先进战胜落后,真理压倒诡诈,1944年外国记者西北之行成为共产党受到广泛国际赞誉、国民党国际信誉破产的标志性事件。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战期间,国民党变更组织部和教育部的人事,积极在大学发展组织,势力膨胀,引发源出同门的CC派和朱家骅派之间在各所大学的校园内展开全面恶斗。面对朱家骅派在组织系统咄咄逼人的攻势,陈立夫则利用教育部掌控的资源逼迫各大学就范。1944年,二陈的职位与朱家骅互换,各自反攻倒算,开始新一轮的明争暗斗。被卷入漩涡的大学教授,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普遍迅速加剧,思想日益左倾。1945年国民党六大,突然取消大学党部,而中共则趁战后复员之机,加强对大学师生的工作,两党在大学的势力此消彼长。大学教授的离心离德加剧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而对中共的缺乏了解则留下后来磨合困难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