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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中文系四年级,即本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时我是班长。同学们都在准备6月底的毕业考试,准备毕业以后,服从祖国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可是,就在这时,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打破了许多人的理想。1957年3月初的一天,学校广播通知,明天上午全校师生停课,听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报告,并规定不得缺席,不准请假,不准作记录。记得那一天上午,因传达报告很长,没有听完,下午继续传达,整整听了一天,晚上各班进行座谈讨论。5月,党中央宣布进行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存在的官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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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1964年8月,我毕业于天津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前身)农业机械系内燃机专业。那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全国分配的,即全国本科以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分配,都预先统计在国家教育部(当时教育部部长是杨秀峰),根据全国各地人才需用情况,结合自己毕业去向的选定,做统一毕业分配计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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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院熏陶成戏迷
1959年的聂干因,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系毕业,满怀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他,却分配到湖北省戏曲研究所,当学校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虽然也有部分同学不乐,但只是单位的好坏问题,而他却是完全改行。上世纪的50年代,服从分配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他亦不能例外.在不十分情愿的心态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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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秋天,台北阳明山中国文化大学,18岁新生王伟忠提前一天报到,没宿舍住,只好在校园里打地铺。看着山下缤纷的夜景,他许了一个心愿:“有朝一日,要让这万家灯火通通认识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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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多年了,若要写纪念文章,确实不敢,我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属年轻小辈,难有机会得到耀邦耳提面命,没有什么资格来写纪念他的文字。如果只是谈谈我个人的认识和感情,那得从我到中国青年社工作的特殊感受谈起……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却总想搞文学当记者。1965年毕业分配没有最理想的报刊单位,团中央只有1个名额,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干部,还总因为"专业思想不端正"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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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献祥,1925年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省台中市,他童年时代就经受殖民主义者的欺凌,饱尝了日寇经济压榨和文化奴役之苦。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廖献祥和广大台湾同胞才盼到云开日出的这一天,他们为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而欢欣鼓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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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标志。但是,少数日本法西斯军人并没有放下屠刀,一定规模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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