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其实,清代考据学不仅在考据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而且他们所倡导、遵循的学术规范也与近代相近。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对考据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贯彻,对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考据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考据学与理学在论证方式上有根本的区别。考据学者认为,“性理…     

考据是必要的

一个时期来,围绕着考据学的问题,史学界发生了不少争论,同时旁及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以及今后史学发展方向问题。一些人提出了“回到乾嘉时代去”的口号,另一些人则担心史学家会重新钻进“象牙塔”,我则有些不以为然。考据学派本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历史在近两百年内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今日商品大潮汹涌澎湃的中国,史学家会真的钻进所谓“象牙塔”,回到“乾嘉时代”去吗?我有些不信。我倒想到一个问题,从中国史学的现状看,从培养一代史学新人的角度看,是否应对“考据学”作必要的评价,并使之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因素呢?因为我认为,…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探寻清学史推进的多重空间——《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开放出的新视域

新时期清学史研究除史料搜集整理外也必须建立在视野扩张和方法更新的基础上。《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一书,在批判20世纪清学史研究基础上,以清代儒家礼教主义运动及考据学派兴起两大研究旨趣,运用问题导向性研究思路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综合方法,对清初与乾嘉两个时期考据学之别的揭示,清学史话语体系的解构,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古典考据学中西比较,清代宗族建构特点、动力及所引起的有关祭祀、祠堂制度、古代宗法制争论与儒家礼教主义关联之阐发,为清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域。儒家礼教主义作为古代中国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参与整个中华帝国建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事关帝国统治全局,考据学兴起只是其学术推进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清初满汉矛盾中区别汉人与满人的文化符号,更参与到满汉交融的制度建构,是满人汉化及"满汉交融"背后的制度"利器",不仅促进清代考据学派兴起,也影响到理学在清代转向。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

谈到20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人们都会毫无例外地注意到这一事实：政治史的中心地位业已动摇,被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史、社会史、化史所淹没。传统史学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政治活动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它大量依赖书档案为史料,这也将其研究对象固定在政治方面。但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崛起,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模式被颠覆了,社会经济史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形态。社会史被定义为去掉了政治的历史,可见政治史地位的衰落和遭受排斥的程度。     

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

清代学术受朴学之风影响巨大,古典考据学独盛,尤其至乾、嘉间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补各史的《表》、《志》十分繁荣,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贡献突出,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20世纪初年西藏历史研究中学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西藏历史研究也于此时启动,体现了现实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在历史思想方面实践传统的藩属话语体系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变,在西藏历史研究文本中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得以初步确立。     

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终结,亦同时标志着近代史学的开端,是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点,并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想领域,19世纪中国史学还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晚清贵州状元夏同龢留日史事考述

夏同龢是19世纪中国最后一名文状元,更是中国第一位出国留学的状元。夏同龢及其他拥有科举功名的传统士绅负笈游学,在晚清新政展开、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不仅折射出中国传统士绅教育的转型———传统士绅开始正视外来挑战并积极学习近代西学;同时亦反映出这些研习经史辞章的传统文化精英,已开始向掌握近代法政之学及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过渡。     

陈垣在近代史学领域的开拓

2 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家中 ,陈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不但以扎实的考据成果解决了大量历史疑难问题 ,而且以开创性的研究 ,拓展了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其他历史辅助学科等多学科领域 ,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做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龚自珍、魏源预见到"乱将不远",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其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构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观;至19世纪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结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传播了西方近代进化论,中国民气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