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石射文书"与1938年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

1938年5月,宇垣一咸担任第一次近卫內阁外务大臣,重新探求对华"谋和"之路.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文书",对宇垣谋划对华"和平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日本原始档案资料,考证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施和交涉过程,分析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质.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又一佐证.     

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

沪案交涉是由执政府担当的,但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同时,各外交官员在开展外交时也进行"内争",相互推诿卸责,导致沪案交涉延宕;江苏地方官员和各派军阀也以外交之名,与中央一起争夺上海地盘;此外,沪案发生时,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了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才是沪案交涉无功而终的主要原因.     

再论五卅惨案"十三条"交涉条件的提出

1925年五卅惨案(简称沪案)发生后,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关于沪案交涉的意见和主张,积极干预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活动.其中最有影响者,莫过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与上海总商会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被北京政府用作沪案交涉正式条件的"十三条".     

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辽圣宗以高丽称臣纳贡以及与宋断绝外交关系为条件,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高丽在其地建"六城"等.后来,因为高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辽朝又出兵收取江东六城,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东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作为进攻和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战后,高丽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一步请求"收回"保州,辽朝始终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丽仍请求"收回"保州,后经双方反复交涉,金朝仍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将"保州"之地赐给高丽.从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注重"仁义"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高丽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土地等实际利益,并最终获得了实惠.     

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研究 --兼论中法交涉中义利结合外交思想

本文立足于洋务运动史、近代外交思想史既有研究,利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考察中法越南交涉这一洋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外交个案,探讨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认为义利结合的整体外交思想为洋务时期清朝政府的基本外交指导思想,从而反思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研究中若干误区.     

中俄伊犁交涉清廷成功原因探析简

俄伊犁交涉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从《伊犁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可以看出清廷也丧失了一部分领土和商业权益,但这一条约的签订也不失为晚清外交史上的成功案例。在整个交涉过中,清廷反俄势力的推动,曾纪泽优秀的外交才能,清延恰当的外交策略,清廷收回主权的决心以及俄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吴景平译１９４３年,中国、美国和英国（包括英印殖民当局）之间,围绕西藏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交涉关系到向西藏当局提供无线电设备、开辟自印度经由西藏抵达中国内地的陆路运输线、中国在青海与西藏交界地区集...     

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

英国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意欲染指西藏,作为缓冲地带.因而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既能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又能协调战时中英关系,防止中英关系恶化,成为摆在宋子文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康印公路交涉中,宋子文为保障我国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殚精竭虑.在一九四三年西藏危机交涉中,宋子文凭借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外交才智,纵横捭阖,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英日间就华北走私问题的相关交涉情形(1936.4-1936.5)

1936年前后,在日本暗中支持之下,华北地区走私活动泛滥,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致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锐减,也严重侵害了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英国与日本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英日之间就此问题进行交涉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华政策及英国对日本侵华所持态度.     

湖南省第十二届"政协好新闻"评选结束 本刊两件作品分获二、三等奖

2005年1月25日上午,在湖南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湖南省政协举行了2004年度全省政协系统优秀调研报告、湖南省第十二届政协好新闻的表彰大会。本刊作品《一次成功反对"两个中国"的外交交涉》获二等奖,《一封建国初提出的防止党内腐败的信》获三等奖。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

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是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正式启动了修约外交,试图依靠强国进行集体交涉。两会的结局,表明集体交涉难以奏效,它开始变换策略,采取国别交涉的方针,并在举国一致的激昂民气的推动下,由修约走向废约。但是,北京政府不敢对强国采取废约方针,而是实行差别政策。其本身的种种局限,以及中国内部难以克服的各种弱点,制约着废约斗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