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联合”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中共革命发生前,“联合”一词并不具有政治属性。经过生动的革命实践后,“联合”才逐渐被确定为政治口号,打开了革命新局面,熔铸于革命全过程。对这个源自经典语录的概念,中共不但乐于使用,而且长于践履,进而启迪工人觉悟,团结本阶级成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联合观。历经严峻的外部斗争后,中共将联合实践与争取革命领导权紧密结合,统筹范围更广,兼顾合作与斗争。经由基本概念的选用、转用与连用,中共完成了从革命动员向政治引领的进化,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联合政治文化。这种词语实践所承载的政治思想决定着各阶级的命运,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念论析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是受欧美近代阶级观念和阶级革命运动启发而产生的,基本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或阶级斗争学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均平观念也渗透其中,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从事阶级革命的简单法则。2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阶级内涵的理解是肤浅的,互助论对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阶级斗争应用于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国社会不同学派和政派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导致革命阵营的分裂。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制—阶级的阶级理论逐渐形成,并确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阶级斗争史从一开始就被与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分离开来理解,这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误解,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从经济地位上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5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61、1962年间,周恩来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初步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重新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坚持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统一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     

践行革命:华北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

阶级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是同质、固化、二元对立的,强调冲突和斗争;社会意义上的阶级是异质、流动、多元互动的,强调关联和交融。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尚未达到“阶级对立简单化”的程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便不得不在两种阶级图景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阶级划分的标准和程序时常与党的阶级政策相偏离,这不能简单视为政策执行中的错误或偏差,而是政策弹性和适应性的体现,从中可以发现革命实践的辩证逻辑。     

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的概念重构与范式更新

在20世纪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概念的内涵被多次重构。旧劳工史家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理论,把“阶级”视为在生产力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60到80年代美国的新劳工史家在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究阶级。他们反对“阶级”的结构化定义,重视工人自身在“阶级”形成中的能动性,但是,这种“社会转向”也让阶级研究变得碎片化。9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们把种族、性别等分析范畴嵌入劳工史研究,从而解构了“阶级”概念的确定性,将其变为一个不稳定的、模糊不清的“社会和话语构造物”。随着“阶级”概念被多次重构,其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在劳工史中的重要性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西方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最显著的变化是新中间阶级的兴起。企业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的升级、政府职能的扩大,都为新中间阶级的发展壮大提供着现实基础,而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则是其终极原因。随着新中间阶级逐渐成长为社会的多数群体,学术界对其关注程度在不断增加,但对于新中间阶级阶级属性和社会政治影响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本文将尝试对新中间阶级兴起的历史根由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做出考察和解析。     

阶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北大核心CSSCI

一20世纪以来,阶级理论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与解释中居于支配地位,相当程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面貌。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马恩的阶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     

爱德华·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多维阐释

在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内部，学者们普遍关注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经验叙事方式，将阶级研究中的文化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在文化转向和新左派史学转向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国际新文化史学界重点分析汤普森阶级话语运作机制、阶级经验方式及其主体性关联表征，强调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的阶级经验形式与阶级意识差异，揭示政治、地域、性别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批判阶级话语分析学派出发，坚持对汤普森阶级史观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国际史学回归“宏大问题”叙事的当下情境中，全球劳工史学界亦参与到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之中，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全球史学意义。     

试析19世纪美国劳工运动中的“例外论”

19世纪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工业化的同时,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也日趋激烈。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马克思及其领导的第一国际在欧美各国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旨在寻求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劳工运动。但是,第一国际在美国的组织活动却因为明显的水土不服而归于失败,以"劳联"为代表的"纯粹而简单"的工会主义成为美国劳工运动的主流,弥漫于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中产阶级情结构成"美国例外论"的社会基础。不过,如果我们从长时段比较美国与欧洲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与政治地位的变化就不难发现,尽管刻意淡化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龚帕斯路线因其关注短期利益和实用目标,而获得有组织劳工的广泛支持,却无益于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角色——浅析英国各阶级在“清教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英国"清教运动"中各阶级在这场运动中的情况、背景、主张和所处的历史地位。社会各阶级在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所起的作用及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

以余祖胜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作为1940年代中国激进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群重要的人物。为了尝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粉碎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耻辱,余祖胜开始从事写作。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表达信念的工具：首先,余祖胜用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要求社会给予工人应有的尊严,在1940年代重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其作品中,余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需求与个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社会和政治鞭挞者的新形象。余努力的结果是,他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余祖胜渴望成为一名他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应与知识分子一样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值得回味的是,在余去世后的十年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在中国广泛盛行起来。     

当代安徽社会阶级阶层的演进

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每个国家、地区在进行社会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建国以来,安徽社会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两次重大制度变革。随着经济发展,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安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演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进入21世纪,安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阶级启蒙：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的政治动员及影响(1920—1921)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安排早期党员入厂做工,先后成立了机器工会等拥有群众基础的阶级工会。同时,出版直接面向工人的《劳动界》等通俗读物,创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领导工人集会,声援工人罢工,以此反抗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对工人的政治动员,使工人的劳动知识和阶级觉悟有所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积累了一定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营造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由于自身力量弱小,组织涣散,经验缺乏,且面临租界、华界和传统势力的多方压制,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的动员更多停留在有限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层面上,并没有真正领导工人开展罢工实践,尚处于阶级启蒙阶段。     

资产阶级在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资产阶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重要的阶级力量,它的经济政治活动对俄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长期以来,苏联及我国史学界对俄国资产阶级一般是持否定态度,认为该阶级从来就不是进步的阶级,而是反革命、反人民、反民主的阶级;认为该阶级在20世纪初的俄国民主革命中起到了极端反动的作用。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必要对俄国资产阶级进行重新研究。全面客观地考察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合乎实际地做出科学的评价,是历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职责。笔者拟考察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甲的政治表现,以期对其历史地位做出客观评价。     

从混合宪政走向民主政治——近代英国宪政观念的流变与阶级妥协局面的形成

近代英国两大统治集团贵族与中等阶级在宪政观念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贵族坚持对政治民主特权化的理解和独占权;19世纪30年代后贵族转变宪政观念,承认了中等阶级对民主的共享权,但坚持对民主的特权性解释,而中等阶级也继承了这一点;1865年后中等阶级破除了对民主的狭隘理解,在观念上转变了对社会下层宪政能力和潜质的认识,承认了社会下层的宪政权利.由此,近代英国主流社会对民主权利的解释经历了从狭义的特权性理解到普适性理解的转变过程.正是由于主流社会,尤其是中等阶级在宪政观念上的积极转型,使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基础,同时也塑造了近代英国社会的阶级妥协局面.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背后的故事(上)

<正>1960年初,在山西省平陆县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食物中毒的重大事件,即影响巨大而久远的"平陆事件"。     

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聚谈”

聚谈,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组织,也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家们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聚谈"作为俄国自由主义运动迈向政党的第一步,在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当时的俄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案”始末

四十六年前,在山西平陆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食物中毒事件,有61位民工因为食物中毒而生命垂危。围绕着抢救这61位阶级兄弟的故事,著名的老新闻工作者穆青写了一篇影响巨大、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位阶级兄弟》。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每读到这段历史笔者总感觉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同时也为此案中长期被忽视的片断感到遗憾。     

合作与冲突：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

20世纪上半叶劳资纠纷日趋激烈.在认知层面,资本家阶级高倡劳资合作主义,鲜有例外.无论是以发展中国实业为抱负,抑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劳资合作,共谋发展,对资方都有利而无害;但作为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劳资两方自有天然的矛盾和冲突,在实践层面,资方往往能本合作主义之精神,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求得冲突的缓和或解决,但亦不乏坚持顽抗者.资方是否做出妥协,主要取决于对其利益得失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