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及其效应反思——基于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分析

面对全球化所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199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普遍从福利型政府向企业型政府转向,大力实施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在国内、国际环境转变的双重压力下,以土地储备为重点的城市经营和以大事件为载体的城市营销正被中国诸多城市政府所积极采用,因而城市治理表现出显著的企业化倾向。在实施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过程中,官商利益联盟共同推进了城市的增长,并各自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寻租行为。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透过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视角,剖析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形成机制和利益格局,并以南京市土地储备和奥体新城建设的案例,揭示了其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与空间负效应。文章认为,城市内生竞争力的提高必须摈弃营销型增长策略的功利模式,推进城市政府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的转变。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大事件营销效应: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在全球竞争时代,大事件营销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实现增长策略的重要工具。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分析视角,对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物质空间效应、社会空间效应、经济与政治效应进行了客观的评述,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而揭示了通过大事件营销实现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本质。文章指出,大事件营销成为城市在全球化流动空间中增强对资本等发展要素粘性的重要媒介,实现了从流动空间向场所空间的转变,对城市的空间、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等都产生着深刻的重塑作用。但是,更加关注如何将外向增长机遇与城市内生增长能力进行更好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巨型城市走廊理念及其规划与管制

城市走廊是城市系统的空间形式之一,在区域与城市发展及规划中由来已久。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巨型城市走廊开始显现。本文以基础设施带、区域发展核心及规划理念等几个方面阐述巨型城市走廊理念。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走廊为实例,探讨巨型城市走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规划与管制。     

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积累与分化及对规划角色的再审视

本文的主要目是探讨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和分析全球化时代规划角色的转变。文章首先介绍了全球化的研究阶段和争论,指出全球化是一个非均衡、非对称的过程。随后分析了这种非均衡、非对称过程对空间发展的影响,即城市和区域空间积累与分化及城市密集地区作用的凸现,然后文章对中国空间发展的特殊影响因素和现象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以经济增长和空间营造为主要目的传统技术规划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规划被赋予了公共政策指引和提升竞争力的双重新功能,具备了对内解决问题、对外参与全球竞争的双向职能。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都市治理——从全球到地方

自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和城市治理的主要手段也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政治经济的失败,最终表现在都市空间的治理当中。本文将以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案例入手,通过国内外都市空间治理的实践经验,剖析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政治经济危机后果,并讨论全球不同空间尺度当中撤退空间的治理与挑战。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在网络时代和全球化的趋势下,资本的累积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危机,亚洲国家以及中国也必须思考如何应对危机,以及探索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最后,文章从全球到地方的撤退空间讨论当中,反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都市治理政策在全球的流动,认为就后政治的城市来说,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局限还有待观察,中国城市走向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转型就必须勇于摆脱英美社会脉络所产生的都市治理论述,建构符合地方社会脉络的理论和实践。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增长机制研究

我国城市发展自本世纪以来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然而,这一进程尚不均衡和协调。本文通过城市企业主义这一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实现空间与经济迅速增长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2001-2009年间的公共财政结构,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并对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以体现出城市企业主义是如何受到高度集中的行政考评体系和分税制这一转型期财政体制的影响。文章接着对地方政府为实现其城市企业主义战略而采用的土地驱动型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亟待转型的呼吁。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不断作用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全面的转型,其中政府角色与作用的变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与西方国家政府进行的"企业化管治"所不同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新的城市竞争体系之中,即表现为强烈的"政府企业化"特征。在全球竞争时代,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也是"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的发展因而也表现出政府强烈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特征。本文将从政府企业化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深刻机制,并且对其相应的衍生效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活空间的投影,是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最为频繁,文化经济最为发达的地理空间,对城市的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具有较高的典型性和针对性。本文从文化与经济本质上具有的共生性入手,简单叙述了文化与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必然性,进而归纳了文化经济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软化经济基础,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等几个方面,文章第三部分对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状态进行划分并概括为从三个层次,文章最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活空间的投影,是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最为频繁,文化经济最为发达的地理空间,对城市的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具有较高的典型性和针对性。本文从文化与经济本质上具有的共生性入手,简单叙述了文化与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必然性,进而归纳了文化经济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软化经济基础,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等几个方面,文章第三部分对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状态进行划分并概括为从三个层次,文章最后通过解析文化经济与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关系,提出了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应不失时机地对文化经济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规划的观点。     

地域导向的党组织建构与中国新城市空间的治理——对宁波天一广场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宁波天一广场治理机制的个案研究发现,中国新城市空间的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建工作的一项地域性工程。在市场化改革与地方间竞争的背景下,地方党政机关极为关注基于行政辖区的地域性身份认同和利益,有意识的与非公有部门的经济精英共同塑造和强化地域性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并结成新形式的城市治理联盟。中共及其附属的群众组织的地方组织力量,通过地域导向的组织重构,加强了对非公有部门的控制力,填补了市场转型造成的新城市空间治理的真空,也加强了自身在新城市空间中的组织网络和治理能力。     

企业主义视角下大城市保障房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社会空间后果

城市企业主义是理解地方政府行为与城市空间变迁的重要政治经济视角,在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和住房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政府,在保障房的建设实践中往往采取偏向性的策略选择。本文着重讨论企业主义视角下大城市政府保障房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社会空间后果。研究发现,大城市政府主要通过实施保障房政策的异化和保障房住区的边远化策略,来履行其住房保障职责。然而,这种选择性策略带来的直接的社会空间后果是低收入群体的边缘化,具体表现为外来务工人员等在保障政策上的边缘化,以及保障房居民在社会空间上的边缘化。文章进一步指出,保障房应回归其保障本位,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真实需求。     

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因子判定与作用机制研究

判识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因子并模拟其作用机制,是集约利用城市资源、判定城市大型旅游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前提。从概念入手,构建了包含3个属性、29个指标的城市旅游综合体生成影响要素评价体系,在利用专家打分法对各因子重要性评价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城市旅游综合体的生成因子进行萃取。结果显示,按照重要性程度高低进行排序可以将这些因子归结为宏观经济水平、旅游产业水平、市场实力、行政效力、旅游资源本底等八个。文章认为,城市旅游综合体是一种特定的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城市作为地理空间的属性特征和旅游作为产业形态的经济特征相互作用构成了其生成的动力机制,城市大型旅游项目投资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评判其可行性。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透视激烈竞争环境中的地方政府管治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向更加明显,并对外界环境变化做出了种种反应。发展战略规划就是地方政府力图突破传统城市规划的制约,以增强城市竞争力为目标、强化地方发展利益的一种新城市管治方式。章通过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分析了其作用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导角色,透视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管治的变化。     

规划决策民主化:基于城市管治的透视

管治是探索政府、市场、公众等多元力量协调整合的理念与过程。在中国城市发展面临巨大转型的背景下引入、借鉴管治的思维,对促进城市规划健康发展与决策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介绍了管治的背景、内涵,从管治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特定发展环境中的城市规划民主决策问题,并辨证地评析了管治的作用。文章认为,中国正在转变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城市管理的要求,使得管治进入中国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随后文章分别从城市规划存在的整体性体制缺陷、政府的企业化导向、薄弱的公民社会等方面,分别阐述了在中国开展城市规划决策民主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发展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决策的民主化只能是有限目标、有限进度的。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城市规划决策民主化是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体制相匹配的一个环节,它的建设与完善取决于整体的社会管治水平。     

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下城市群的国家空间选择性研究

基于新国家空间理论,将城市群置于社会经济转型宏观背景下,分析其空间选择的国家空间项目与国家空间策略,并初步探讨了其空间效应。城市群作为目前国家空间选择性的具体形式,其产生背景、依据以及生产策略体现了国家空间选择性内涵与演变路径,是国家应对城市企业主义危机采取的一种新型城市与区域治理形式。在国家空间项目及其策略的支持下,城市群享有优先于其它地区发展的特权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培育地方增长极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然而,城市群的空间选择并未改变城市企业主义的逻辑而是将其转移到了区域尺度,并且存在城市间竞争激烈等一系列问题,亟待与其它空间项目与策略的配套实施以实现区域崛起并提高国家竞争力。     

基于全球区位论的城市发展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区位论是关于经济组织空间优化的学问,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区位因子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从传统的区位论入手,剖析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革命背景下传统区位因子发生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并阐述全球区位因子。本文认为全球区位论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在于可建立一系列相对标准,并据此寻求和建立城市发展的比较优势。作者认为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不断寻找比较优势,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过程,并认为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印证了全球区位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最后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探讨了全球区位论下南通城市发展的切入点应是利用靠近上海的区位优势,融入上海都市圈,实现"曲线救国",建造一个既适宜创业又适宜居住的城市,并从加强基础设施、培育优势产业、改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南通城市发展应采取的具体途径。     

贵州省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本文以贵阳等九座城市为例,从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两方面,探讨贵州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协调人地矛盾的主要对策。全文分为以下三大部分:首先探讨城市的自然环境特征,说明贵州城市的形态结构,水土资源及城市扩展均受"喀斯特"环境的制约,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表现在水土资源贫乏,平地少又很分散,地形封闭,旱涝和地貌灾害频繁等。第二论述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煤烟性空气污染,水体有机污染和交通噪声污染为主。SO₂的污染极为严重,酸雨污染,城市河段及湖(库)污染普遍存在;4/5的城市交通噪声超过国家标准;1/2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污染严重。最后提出重建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对策。     

城市生态管治:城市化压力的政策响应

缺乏制衡的城市化行为对城市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大,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城市生态管治是将"管治"和"生态城市"的理念引入到城市研究中,运用P-S-R概念模型研究城市生态系统,通过分析城市化的生态压力,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系统的非健康状态,进而采取城市生态管治的政策响应,以形成反馈机制,缓解压力,使得城市生态系统产生新的输出,即良好健康状态的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管治政策响应体系包括政策一体化(核心),支撑能力建设和协调发展机制。     

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变

西方城市更新大致经历了"清除贫民窟-福利色彩社区更新-市场导向旧城再开发-社区综合复兴"四个发展阶段,各阶段更新政策的历史发展背景、参与对象、更新途径和更新结果各异。通过比较不同阶段城市更新特征看出,西方城市更新理论实现从形体主义规划思想向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转变,城市更新发展理念在问题导向下不断发展成熟,城市更新运作模式体现政府、私有部门和社区居民的多方参与倾向。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包括:城市更新政策演变与城市发展过程的关系,城市更新关注对象的讨论,以及政府作用和城市更新多方参与者的利益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