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府志纂修方略对当今续志的启示述略

清代扬州府在续志的纂修中,施用了一些得当的举措,如根据实际确定续修方式;增新中注重补旧：因时而进增新增色;遵行资料注出规法;注重考证研究。这些举措不仅在当时促进了志书的纂修,而且也对当今的续志工作有所启示。     

清代江苏无通志原因初探

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方志数量繁多,精品迭出,行省地方志编纂也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绝大部分行省都编纂了通志,其中很多还编纂了两部。今江苏地区自宋以来,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方志编修较为普遍,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位居全国前列。但自乾隆元年(1736)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通志》成稿后近200年,江苏没有独立完整的全省通志出版,这也就造成了江苏在清代无通志的尴尬局面。清代,江苏无通志和江苏建省较晚有很大关系。今江苏和安徽地区明为南京,清顺治二年(1645)建立江南省,设左右布政使司,置辖江南、江西,驻节江宁的…     

草纂惟艰 修订惟精——略论清代《宁武府志》的编纂者

清乾隆版《宁武府志》是宁武第一部地方志,历两任知府,用时六、七年而编纂成书。前任知府魏元枢草纂,惟艰惟辛;后任知府周景柱修纂,惟严惟精。二人纂志的勇为己任、不畏艰辛、编订审慎的态度,足以炳照千秋。     

清代江苏清官

清操峻节的吴兴祚 吴兴祚,字伯成,清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清顺治五年（1648）进士,曾任无锡县令13年之久。     

林则徐与《大定府志》

林则徐从政期间,重视地方志工作,曾亲自为《大定府志》六十卷撰写序文。     

清代江苏籍宰相

江苏文风之盛,自明代以来为全国之冠,清代则愈盛。本篇仅就官登极品的宰相略为介绍。虽然清代无宰相之称,但所谓大学士即类似宰相之职。雍正七年又设军机大臣,此后的大学士,即兼军机大臣,始有实权。据资料记载,清代自多尔衮入关至宣统三年,268年间,汉籍大学士者共121人,而江苏占有28人之多,浙江次之为16人,山东又次之为15人,河北又次之为11人,其他各省则寥寥无几了。江苏籍28大学士(包括协办)分别简介如下:陈名夏溧阳县人。顺治八年(1651)七月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免相。十年调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署吏部尚书。十一年三月,…     

清代禁毁图书对方志编修的影响——以乾隆《潮州府志》为例

清代禁毁图书，又叫做“字狱”，指的是清雍正、乾隆两朝，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上缴、抽毁销毁清廷认为是“违碍”、“悖逆”的图书，岭南地区以对金堡、屈大均两人的作禁毁最为严厉，     

清代官修纪传体国史史料价值探微

纪传体国史纂修是清代官修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卷帙浩繁的纪传体清国史记录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沧桑,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纪传体清国史是清代人物传记之渊薮、典章制度之总结、民国初年所修《清史稿》的重要史源,并可校补《清史稿》舛误。虽然纂修者为维护统治者的形象和利益,不惜曲笔隐瞒历史真相是纪传体清国史之不足,但从整体上看,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仍然是清国史纂修的主流。     

试谈清代的道志

清代方志修纂之风很盛,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在现存方志中,以道为单位主持修纂的道志很少见。道志在内容上与其他方志并无大的不同,但相较于省、府、州、县等志,人们对道志相对陌生。清代的道志数量并不多,文章主要列举了四种：乾隆《湖北下荆南道志》、光绪《归绥道志》、光绪《新疆四道志》和《朔方道志》。道志虽少,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学界应加以重视,以便更好地利用道志。     

晚清的课吏馆

因为培训、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试用、候补人员,晚清地方省份有设立课吏馆(仕学馆)之举.就其性质而言,课吏馆是一个集培训学习、考核和甄别为一体的官方非编制内机构,一般由两司总理,督抚直接督促.设立课吏馆,最初只是个别地方官员的个别行为."新政"时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课吏馆1902年在全国遍设.但是,新政后期,多数课吏馆被法政学堂所取代.虽然仍然招收少量候补人员,但其性质已经异化,培训、考核候补官员的主要任务边缘化.本文拟对课吏馆的起源、遍设、职能与变更作一些描述,并对课吏馆的性质和作用做出评价.     

关于晚清乡土志编纂的思考--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

晚清乡土志的编纂是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产物。它的繁荣发展,与清末新式教材需求增加的推动、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很大的关联。追溯与考察晚清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和特征,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     

《永乐大典》与清代山东的两部地方志

乾隆《东昌府志》和道光《观城县志》这两部清代山东的地方志均征引了不少《永乐大典》材料,而这些材料都是来源于周永年从四库馆中录出的《永乐大典》东昌府部分。其中道光《观城县志》所引的《永乐大典》材料是先由盛百二摘抄入其所著的《观录》一书,然后由孙观从《观录》转引而来的。乾隆《东昌府志》和道光《观城县志》所征引的《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元一统志》等书的文字,也应是出自《永乐大典》东昌府部分。     

清初河南修志述论

清初修志是国家重要的文治工程和重建措施。顺治、康熙年间河南修志对清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从清初河南所修的地方志来看,修志活动及时保存了乡邦文献,修志理论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清代笔帖式之特色

笔帖式是清代品级不高但很重要的职官,是继承和转化后金时期“巴克什”群体职能后的产物,且只能由旗人(主要是满族人)担任。康熙时期,出于政治、军事需要,始有派出之笔帖式。有清一代,笔帖式设置遍及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并设有专门考试用于铨选。笔帖式升迁较之他途为快,乃旗人重要的进身之阶,是清代“首崇满洲”的具体体现。从其职掌考察,笔帖式具有沟通满汉关系、联系中央和地方的两大作用,与清王朝同兴衰共荣辱,在清代职官系统中极为独特,颇值得一书。     

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以清代皖志编纂为例

清代修志事业十分发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从而保证了方志编纂的迅速发展和方志质量的提高。     

明清时期山东私修方志述论

明清时期是山东私修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种类、数量、体例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具有很高的价值。私修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官修方志重要的参考资料,补充了官修方志之不足,并且纠正官修方志中的错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史书所未载的地方史料。但私修方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时空分布不平衡;体例混乱,内容繁简不一;考证不够精详,多有溢美之词等。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Opium War in 1840, China was more and more semi-colonize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national strength of the Qing Empire was quickly weakening. As a result, the Qing Court exercised a weaker rule over Tibet, and it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Tibet was consequently affected. On the problems of how to resist foreign invasions and how to handle Tibet's internal affairs, the Qing Court and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