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理在新疆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侨民问题的经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在新疆的巴基斯坦侨民和阿富汗侨民的政策几经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大多数巴基斯坦侨民和阿富汗侨民为中外混血儿,持有效国籍证件者少,且愿意加入中国国籍,中国政府采取了争取他们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政策。三大改造后直到1959年底,部分"入籍外侨"要求退籍,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关于外侨问题发生分歧,对此,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教育和挽留的政策。1960年后,为改变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孤立局面,中国政府开始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协商解决外侨问题。     

华洋如何同税:近代所得税开征中的外侨纳税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在华侨民不断增加。在军事、外交和传教人员之外,还有大量侨民长期寓居中国,通过设厂投资、商业服务、自由职业等方式获利谋生。西方各国外侨在中国借治外法权及租界壁垒,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纳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类税捐,导致中国税务行政长期难及于外侨。关税自主运动的重点在于税权自主及税率调整,并未同步解决外国企业及侨民在华纳税问题。到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征所得税,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外税收平权问题的集中讨论。外侨是否缴纳所得税,不仅关系税权税源,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商民的纳税意愿。中国政府、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间围绕租税主权、税负公平、条约体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与外交交涉。国民政府虽经努力,但仍难在税务行政范畴内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条约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的重构。     

黑龙江城市礼赞(二)——天鹅项下的珍珠哈尔滨

<正>城市风情日常食俗目前,哈尔滨市居民以汉族为主,其中多为上个世纪山东与河北"闯关东"的移民。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全国各地都有来哈尔滨落户的。旧时的哈尔滨,外国侨民比例较高,其中俄罗斯侨民占多数。中原、外侨的生活方式以及习俗对哈尔滨人的文化、饮食、习俗有一定影响。旧时哈尔滨人多以     

晨曦微露:清政府对海外侨民身份认知的转型 ——以新加坡为例

论文以新加坡为例,探讨了"海禁"既开后,晚清政府对海外华侨认知的转变和逐渐推动对海外侨民管理工作的努力。其中包括清廷向海外侨民颁授《时宪书》、出台《大清国籍条例》与户口统计政策、派兵舰巡阅新加坡等地、对海外侨民给予保护以及吸收海外侨民赈济捐输和封赠赏赐的常规化等。这些措施增进了双方的互动和海外侨民的向心力,促进了晚晴政府新型的"国家—侨民"思维模式的建立。     

浅析哈尔滨解放区外侨管理法规的影响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哈尔滨,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城市政权,哈尔滨从此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和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针对当时哈尔滨解放区外侨人口国籍多,数量大的特点,哈尔滨解放区制定了一系列外侨管理法规.哈尔滨解放区外侨管理法规无论是在制度层面上还是政策层面上都为新中国外侨管理法规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滞留南京的两位外籍人士国籍的考证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二三十位外籍人士（不包括日本籍）滞留南京，见证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人民（组织安全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伪进行交涉等）。因此，南京大屠杀中外籍侨民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许多学人对外侨人数与活动情况及作用进行了探讨。     

新成果·新观点·新阶段——评《哈尔滨犹太侨民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殖民扩张,特别是在中东铁路修建、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前后,大量外国侨民涌人新兴的哈尔滨,或是淘金,或是避难,或是辗转他处,使得刚刚崛起的哈尔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外侨之城、经贸之城、教堂之城.     

浅析美国侨民战略的实施动机

近年来,随着世界不少侨民大国对海外侨民的重视,美国政府也开始积极争取侨民,在2011年5月成立“国际离散侨民约言联盟”,试图将全球1500个侨民网络组织连接起来,“促进对离散侨民祖籍国的投资和贸易、志愿者服务、慈善事业、外交、创业和创新”。但是在这项看似大公无私的侨民政策背后却深藏着美国的政治目的,争取侨民双重认同的努力,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试图将外来移民和侨民纳入美国“巧实力”外交的总体布局中,通过侨民来改变和影响其母籍国。所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无不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联。     

建国初期的冀朝鼎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冀朝鼎在帝国主义实施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困难面前,积极探索中国外经贸的新体制,加强外汇管理,以灵活的外交,与11个国家签定了外贸协定,还成功地与日本、英国等未建交国家进行“民间贸易”．打破西方列强的孤立政策．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的新局面。     

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近现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从1946年4月到1953年9月的8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战后经济困难,百度待举的严峻形势下,不惜一切代价,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将东北地区的150多万日本侨民平安遣送回日本,在整个遣返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日本侨民始终体现着宽厚仁爱,讲究人道,尊重人权的崇高精神,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正义,慷慨,宽容,谦和的伟大品格,同时,遣返日侨使长期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性移民问题得以妥善处理,为战后中日两国建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东亚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始末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得以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三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中国的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为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新中国将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三大政策"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表明了即将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独立自主是"三大政策"的本质和核心."三大政策"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坚实基础.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新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一直没有与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直至1969年初,中意两国关系正常化才迎来了转机,其原因主要是: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对抗、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对华政策、意大利国内左翼政党力主承认新中国以及中意经贸发展的驱动。从1969年2月至1970年10月,中意两国围绕建交问题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70年11月6日签署联合公报。中意关系正常化掀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开始破产。     

木户孝允的近代日本国民构想

在幕末危机中,维新变革的领导人关于打造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日本国家转型。其中,木户孝允对近代国民教育的思考同样值得注意。这主要体现在：与万国对峙,须尽快以公议形成国民;发展小学教育,以渐进地培养适应现代化的国民;制定政规法典,形成一致协和的国民;通过地方自治,逐步培养有参与意识的国民。木户孝允思想体系的深度和广度不及福泽谕吉,社会效应和渗透程度不及森有礼,但其构想具有宏观决策和战略意义,成为引领和推动日本走向国民国家的大智慧。     

1955年亚非会议与中泰关系的有限缓和

泰国在亚洲冷战形成的过程中选择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拒不承认新中国,中泰关系处于隔绝状态。中国一贯重视改善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在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积极为改善中泰关系而努力。1955年的亚非会议,不仅为中泰两国提供了直接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促使泰国转变对华态度,而且也给东南亚地区局势带来缓和。尽管这一时期的关系缓和是有限的、短暂的,但它是新中国推行和平外交的一次重要尝试。     

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

通过当前韩国对于海外华人四个方面的"似是而非"认识的分析,对华商网络的倾向与特征、建设韩民族网络等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韩国华侨与韩国所理解的海外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代韩国政府希望能像中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那样,使海外韩人发展成为韩国在21世纪的新的成长动力并加以利用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乐观判断";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只是来自爱国情,更重要的是其生存保障与利益的实现;中韩两国的侨务政策存在区别,中国致力于"护侨",而韩国的目光集中于"用侨"。     

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谈判建交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获得尊重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毛泽东不仅是谈判建交的首倡者,而且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同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中,扮演了决策者、设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