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泾与宋代昆山的卫氏家族

士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士人所在家族组织的沉浮,普遍的出现在学者研究的视线之内,士人家族无疑为当时社会之重要组成体,与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选择南宋文集《后乐集》作者卫泾及其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卫泾及其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在其家族所在地有较强的实力和知名度,对其活动的记载也较多;上层党派政争对其家族沉浮影响不大,其家族发展较为成功;其数代家族成员的兴衰沉浮,使我们有可能对于南宋昆山乃至苏州的士人家族之沉浮研究有所填补。     

安丙及其家族成员考略

安丙家族墓地因其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倍受世人关注,安丙其人也引起人们注意。安丙是南宋四川宣抚使、同知枢密院事,宋史有传,但其家族成员少见于史载。安丙墓出土了一方墓志,对安氏世系家族有所记述。本文结合墓志与相关史料,对安氏生平、世系、家族成员做了考述。     

略论宋代的茔园

通过对宋代茔园考古材料的初步梳理,可以大致了解其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宋代茔园从北宋中后期复兴至南宋时期,经历了从家族茔园向家庭茔园的转变。与此同时,宋代茔园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丧葬礼俗和宗族观念,并为宋代丧葬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祭祀空间,而且宋代茔园的形制结构影响深远,在一些地区可以一直延续至元明清时期乃至近代。     

浅谈浦江郑氏家族的“重义戒奢”

浦江郑氏是我国宋元时期浙江地区的名门望族,自南宋初至明英宗年间,其家族共同居十五世并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而其家族能维持十余世的和睦相处和兴盛,无疑与其家族"重义戒奢"的良好家风有着莫大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浦江郑氏规范》在有关方面的摘录解读来探究其家族长期兴盛和共荣的原因。     

南宋官窑与丝路遗珍

南宋官窑粉青釉长颈多棱瓶,于1972年出土于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群,它极有可能是浙江本地窑工在高宗定都前,南宋王朝尚未安定的情况下奉旨仿汝窑技术烧造的,精确断代为1127~1138年。它是南宋建国初年宫廷御用瓷的实物证据之一。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南宋官窑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

巩昌汪氏家族是跨金、元、明三代的显赫家族,传世最久,影响巨大。1972年,汪氏家族墓葬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南宋官窑粉青釉葵口长颈多棱瓶尤为珍贵,在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认识汪氏族源也具有重要价值。     

广元出土南宋王光祖墓碑考释

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元市博物馆对广元水柜村宋墓进行了发掘，墓葬为双室石室墓。墓碑文字显示左墓室墓主为南宋武将王光祖，推测右墓室墓主可能为其妻刘氏。碑文详细记载了王光祖生平信息，王光祖为南宋中期抗金武将，从普通士兵通过战功逐渐晋升至将军，碑文对其升迁过程记载较为详细，其升迁过程与南宋军制也较为契合，是南宋中级武将成长发迹史的具体个案。同时碑文详细记录了墓主多代人的姓名、官阶、职掌以及婚姻情况，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该墓碑记载为研究南宋川陕抗金历史提供了材料，同时对南宋武将家族研究有重要意义。     

南宋地方志与风俗观的变迁——以南宋地方志《风俗门》为中心的考察

目前存世的南宋地方志普遍有《风俗门》,其设置的方式因地方志体例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有两种形式:单立门类或属于纲目之下的子目。该门类既记载地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也记录地方志编纂者对于当地社会风俗的看法,还收录部分地方官劝谕风俗的官方文书或私人著述。影响《风俗门》编纂的因素大致有四:地方官和士人对于"风俗"的密切关注、地方官处理政务的需求、地方社会推行教化的目的、前代志书体例的影响等。南宋地方志编纂者的风俗观念普遍呈现出倡导崇文尚学、忠孝节义、敦睦亲族等特点,特别关注家庭、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士人在地方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时,南宋地方士人更加注重本地特征的书写,这或许正是南宋时期地方意识不断成长的一种表现。     

承上启下的闽中理学名家林光朝

理学,作为一种思潮,滥觞于北宋初年．由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胡瑗、孙复、石介、陈襄等人开其端,逐渐形成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佛道思想、复兴儒家学说的思想洪流。至北宋中期．这种思潮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其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北宋末南宋初,理学在福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八闽大地上理学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具有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知名理学家．莆田人林光朝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曾巩诗文版本概况与辑佚

“唐宋古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是北宋中期名的学家,其存世作品主要辑录在《元丰类稿》中,历朝均受到推重。近人版本中以《曾巩集》内所辑的曾巩诗最齐全,而《全宋》、《全宋诗》、《全宋词》中所辑录的曾巩作品也不容忽视。然而笔在研究整理曾巩作品时,也发现了曾巩零星未被上述四书收入的诗,现将之辑录起来,望为学术界研究曾巩时有所帮助。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已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     

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文化特性

作为近代湖湘士人的代表人物,曾国藩的显赫事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的政治思想又集中体现了诸多鲜明的文化特性,既充满着”恢复民族固有美德”的守成性,又蕴涵了“倡导社会自强新政”的维新性,还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执两用中、刚柔互用”的中庸性。     

曾鲸与“波臣派”的形成

波臣派是明末曾鲸创立的肖像画派别,在明末、清初画坛影响深远。曾鲸弟子众多,再传弟子更是遍布于当时画坛。本文对波臣派创始人曾鲸的生平、艺术及其影响作了简要的论述,并对波臣派画家体系的构成进行了简单地梳理,以期对波臣派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姚濬昌与曾国藩幕府

姚濬昌是同光年间桐城诗派的重要诗人。青年时期,他在曾国藩幕府曾客居过近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在曾国藩的引荐下,曾师从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学术理念、文学思想等方面获益良多。此外,他还与曾国藩幕府中的诸多宾僚有所交游。总而言之,这段曾国藩幕府生涯对姚濬昌的人生发展、学术思想、文学主张及创作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杀生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十余则笔记和杀生有关,从这些笔记中可看出纪昀对屠宰耕牛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其他动物,则既不反对杀生,又反对过度杀生。纪昀形成这种观点既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更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创作这些笔记的目的是用因果报应的方式劝戒人心,以弥补法律实施上所存在的不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但其中也包含着劝善惩恶的朴素思想。     

《类说》所收唐人笔记小说异文的史料价值

曾慥的《类说》是宋代一部重要的类书,历代学者颇为重视,征引较多,但系统的研究却极为少见。以其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为例,通过《类说》所收条目与原书单行本或丛书收录本比对,可以整理出《类说》独存之书、独存之条、内容互异等三种情况。其中异文共有书六十三种,条目八百七十三条。本文举要探析了这些异文条目的史料价值,认为《类说》具有考证辨疑的重要学术价值。     

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

碧霞元君在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碧霞元君”一名盖出现于唐代,此时也应该出现了其祠庙。宋代,碧霞元君庙在一些地区有零星分布,明成化以后祠庙数量急剧增多,行宫遍布大江南北。碧霞元君庙会规模较大,在华北的一些地区规模尤大。碧霞元君庙的规模不一,有一些相当大,超过了泰山的祖庙。皇帝、王公、太监、官员、僧道、土绅、百姓、军人等阶层都参与了碧霞元君庙的修建。碧霞元君庙大多有香火地。其祠庙由道土主持的较多,由僧人管理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一些地方有碧霞元君庙与东岳庙、天妃宫混淆的情况。对于碧霞元君这种民间信仰,一些封建土大夫颇有微辞。     

曾子礼学思想初探

曾子的礼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礼学思想中有独特重要的地位。他十分重视礼仪中人的内心道德修养的作用,强调以“礼”律己,进行内心道德反省。曾子精研各种礼仪,特别关注一些关键性的特殊礼仪,其着眼点在君臣大义与宗族亲情关系间找到一个融汇点,突出宗子的地位,加强宗族的作用。他将形式上的礼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情操,在礼学思想上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