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史实诠说

作为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周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在成王即位之初稳定周初局势和巩固周朝统治两个方面,而周公东征则是前的重要内容。《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时“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人们习惯上说周公东征三年,一般认为包括救乱、克殷、践奄的整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比较复杂,而且历时亦非三年。“周公东征三年’’很可能仅指伐奄的三年而言。     

南京博物院藏楚■陵君铜器铭文新识

本文以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新资料为突破口,对楚国■陵君铜器铭文所记■陵地望、器物年代与器主身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封地■陵即《水陆里程简册》的"莪陵(津)",位于今湖北宜城市汉水之滨,同名异地及新置"■陵"的可能性较微。铜器的制作时代约在楚灭越至公元前223年楚覆亡之间,制作时代最可能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以前。综合制器年代与器主的"王子"称谓可知,■陵君应是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中某位楚王之子。     

“周公居东”与《金縢》疑义辨析

《尚书·金縢》所载"周公居东",系周初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历代关于"周公居东"的两种主要解说——"避罪说"与"东征说",都是难以成立的。"避罪说"不符合周初政治形势,"东征说"亦与传世文献及金文材料之间存在抵牾之处。新公布的清华简《金縢》并不能证明"周公居东"为"东征"。今本《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与清华简《金縢》"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中的"二年"、"三年"应皆为周成王的纪年。"周公居东"的内涵是:周公面对周初动荡不安的局势,深入武庚与三监之叛的策源地,调查三监叛乱的阴谋与事实,为东征做充分的准备。《金縢》记载了成王元年、二年间周公为东征所做准备工作的一系列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宁乡铜器群与新千铜器群比较研究

本文从铜器内涵、文化面貌及与中原铜器的关系等方面对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含铜器年代跨度不同、主体年代或所属文化年代不同、铸造地复杂情况迥异）,时间上不并行,文化传统上联系很少,与中原铜器关系的性质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     

宁乡铜器群与新干铜器群比较研究

本文从铜器内涵、文化面貌及与中原铜器的关系等方面对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含铜器年代跨度不同、主体年代或所属文化年代不同、铸造地复杂情况迥异),时间上不并行,文化传统上联系很少,与中原铜器关系的性质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     

■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

■(亦作■或漾,简写作养)是文献失载的一个周代古国,传世铜器中有较多的反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河南桐柏、泌阳等地又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然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证据,加之当时对     

历史教育与周公

周公在殷周之际社会剧变的背景下 ,注重从三代兴亡更替的历史变革中归纳总结经验教训 ,逐步形成了系统的以“敬德”“保民”为基本内涵、以“夏鉴”“殷鉴”为主要标志的历史鉴戒思想。而且 ,他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现实意义 ,身体力行地以各种方式对统治集团及广大民众进行以史为鉴的历史教育 ,从而把历史鉴戒思想与现实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周公的历史教育思想及实践真正开启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重视历史教育传统的先河     

吴城文化与周公南征

吴城文化作为长江以南古文明中心,遗址众多,规模宏大,尤其是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群被称为商代南方青铜王国。但这个高度文明的文化却止步于周代,作者认为是周公南征对吴城文化的摧毁造成的。     

“东征”与实现民族统一

1924年,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组建联合革命政府。这标志着当时中国主要的两支先进力量联合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与统一,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共同奋斗。国共合作的第二年,国共两党共同成立国民革命军,进行国民革命军东征。     

从随葬铜器墓看周代莒国贵族埋葬制度

莒国是先秦时期东夷少昊部落建立的国家,其贵族埋葬制度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集中反映在随葬铜器墓中。莒国随葬铜器墓可以分为四期。据此,莒国贵族的埋葬制度相应的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形成期、鼎盛期、消亡期,其年代为：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战国中期。莒国贵族的埋葬制度吸收东夷文化的因素,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受到了齐、楚等国的影响。     

西周金文与献俘礼

献俘礼见于古代文献记述,但其具体程序已不为人所知,传世和近出的青铜器铭文为我们重新认识这种古代军礼提供了可能。根据《逸周书.世俘》的记述及小盂鼎等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先秦时期的献俘礼包括告俘、献俘于天、燎祭、献俘于周庙、审讯俘酋、告成、祖、饮至、封赏将领等诸项内容。     

無公买簠

無公买铜簠现藏于黄冈市博物馆,该器通体饰繁密的蟠虺纹,盖、底内各有8行35字铭文,据此考证,器主人当是许国君主悼公买.     

曾公■钟铭初读

新近公布的曾公■钟铭是一篇曾国宗庙祭祀文书,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赞颂高祖伯括的生前事功及福赐子孙;二是颂扬皇祖南公受昭王命"建于南土",以至受赐铜钺,"用政南方"。曾之"皇祖"在周昭王时期的二次受命,过去未见记载;三是器主程式化的自述和祈福。结合曾侯与钟、加嬭编钟铭文,可证伯括因勤劳文武,故在周成王时受封立国。曾公■钟铭受昭王诰命的"皇祖",疑即随州叶家山M111墓主曾侯犺。曾国二次受命以后,被周王朝授予主政南土的职责,由此奠定了日后"汉东之国随(曾)为大"的基础。     

湖北出土西周噩国青铜器鉴赏

湖北以＂鄂＂为其简称,其历史相当的悠久。＂鄂＂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写作＂噩＂。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湖北随州,先后发现了几批数十件西周早期青铜器,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些青铜礼器上刻有＂噩侯＂等铭文。     

(顯)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顯)公簋及其铭文的发现,对厘清晋国早期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比如叔虞封唐后的爵称、燮父所改"晋"的由来、叔虞封唐及燮父"侯于晋"的地望、"唐伯侯于晋"之"唯王廿又八祀"为何王纪年、公家族与晋国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

《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刊登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怀通先生《邢侯所搏之“戎”考》(以下简称《戎考》)一文。《戎考》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籍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独辟蹊径,另立新说,这种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戎考》最后所作结论,即邢侯所搏之戎“就是在商亡后逃匿太行山中,以‘ ’为族徽的商人或其后裔”,实难以令人信服,且尚有诸多重要的理论性问题,可商之处颇多。故有必要对此问题重新提出,并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期求教于张先生与学术界的同仁。     

唐代吐蕃的两面铜鼓

在我国考古发现中常见有釜型铜鼓和手持铜鼓出土,双面扁圆形铜鼓十分罕见。本主要介绍在西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唐代吐蕃时期的两面铜鼓。该鼓呈扁圆形,两面有较复杂的图案,肩部有“太和贰年浦溪寺铭金鼓”铭,为藏传形制,并吸收了一定的汉族化,是唐代吐蕃时浦溪佛教寺院铸造和使用的一种乐器,其造型、纹饰、操作方法独特。     

青铜器与青铜时代

青铜是指红铜（纯铜）与锡或铅等元素的合金,因表面色泽黄中泛白,略显青色而得名。青铜的熔点比红铜低,而硬度却比红铜高,所以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与较高的耐用性,适合于铸造各种器具。     

许灵公墓出土编钟音乐文化因素分析

文章结合许灵公墓出土编钟,探讨了许灵公墓编钟音乐文化深受中原音乐文化与楚音乐文化影响而具有二者兼容特征的音乐文化现象,指出此套青铜编钟是南北文化交融积淀的具体体现,对研究我国先秦编钟与其所涵盖的礼乐文化因素,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也为今后开展对春秋时期青铜编钟文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