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建设新考

南宋扬州的堡寨城是孝宗淳熙二年郭棣据唐子城西部所筑。理宗宝祐年间贾似道加固堡寨城,并修缮唐子城东部城垣,两部分合称宝祐城。宋代堡寨城与宝祐城并非"名异实同",二者城池范围有别,后者或更接近唐子城的规模。平山堂城为理宗景定年间李庭芝所筑,与贾似道无涉。今人误信、误读明清地理志书中有关宋代扬州城池建设的记载,未能全面追溯宋元时期的官、私记录,故而对宋代扬州的历次城池建设缺乏系统、准确地认识,在解释相关考古发掘时,也未能将其与宋代史实很好地对应起来,不无疏漏。     

论宋代的壮城兵

宋代厢军中的壮城兵设立于宋初,其设置范围呈现出从北方沿边地区逐渐向南方发展的趋势;壮城兵是专事修筑城垣的专业兵种,不仅要承担城垣建设和修缮的任务,而且还常常被用于治河、运粮等杂役;北宋中期以后,沿边的壮城兵经过教阅,可以代替禁军守城,并被作为国防力量的组成部分列入了宋王朝的军事防御计划,发挥了正规军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厢军的复杂性质和厢军制度的特色。     

再谈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位置范围

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相关名称有堡寨、堡砦、堡砦西城、堡城、宝祐城、平山堂等,近来有学者就堡寨、宝祐城的位置范围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认识。基于相关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通过再次探讨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位置范围,可以认为传统观点就宝祐城位置范围的认识无误。南宋扬州蜀岗上城址大致可分为东、西两半部分,西半部分外围有土垄,是一座独立、完整的城池,其使用下限要晚于东半部分;文献记载中,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沿革较为清楚,淳熙二年(1175年)郭棣"依古城旧基帮筑堡寨",绍定三年(1230年)李全"布置筑围"围堡砦西城,宝祐三年(1255年)贾似道"复广陵堡城"改称宝祐城,景定元年(1260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间李庭芝包平山堂;另外,明代墓志文中有"葬于堡城之原"。综合来看,堡寨包括蜀岗古城的东、西两半部分,其范围与唐子城的基本相同,蜀岗古城北城墙东段上南宋时期的遗迹或与之相关;堡砦与堡寨相同,堡砦西城系蜀岗上的西半部分城池;堡城是宝祐城前后乃至现在蜀岗古城西半部分的称谓;宝祐城在蜀岗古城的西半部分,不可能包括东半部分,与堡寨名实均异;平山堂通过蜀岗古城西半部分西门外的瓮城及其南侧向南的高地与该城池连结。     

羊马城考——兼考成都羊马城

羊马城是一种修造于大城与城濠之间的辅助性城防建筑,由于筑城技术的发展与复杂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唐末五代及宋代掀起了修筑羊马城的高潮;明清时期,因爆炸性火器的大规模应用和砖城的广泛修筑,羊马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唐孟知祥曾建造成都羊马城,其城筑于清远江(今府河)与罗城之间,距罗城并不远,符合当时的筑城理论;其长度也仅约九里,只是包围罗城北墙。这一形制与当时孟知祥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密切相关。     

四川渠县南宋《礼义城图》的拼合与考释

2015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对四川渠县礼义城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礼义城图》残片9块,通过对图中各要素的分析,成功将现存残片进行复原性拼合。《礼义城图》直观地刻画了南宋时期渠县礼义城的山形水势、道路房屋、城防设施和大量军事武器等。它不仅是国内发现的第3块宋代城池图碑刻,更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幅描述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城池攻防图。该图展现的是一幅四面围城、多点对战的战争场面,利用多种视角呈现了礼义城的地理空间和历史图景,真实再现了山城防御体系中的攻防场景。     

刻在石碑上的战役——宋蒙礼义城之战

<正>201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渠县礼义城遗址调查时发现了一通石碑的9块残片,对照《同治渠县志》等文献可知该碑为宋代胡将军碑。碑阳文字已完全磨灭,碑阴的地图——《礼义城图》还清晰可辨。地图内容除山川地物外,还有城垣、城壕等城防设施,以及梯子、旁牌、炮架、对楼等攻守器械,显然是一份城池攻防地图。那么,《礼义城图》刻绘的是哪一场战役？其中隐含了什么秘密？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13世纪的宋蒙战争说起。     

固原地区明代的城、堡、寨

明代宁夏固原地区,因为蒙古各部的侵扰,为应对边患压力,明朝统治者在固原地区修筑了大量的城、堡、寨,这些军事设施点线结合,互为拱卫,以阻击蒙古各部的入侵。城、堡、寨的修筑方式,分布范围具有地方特色,是明代西北地区边防军事建设和布防的代表形式。     

重庆合川钓鱼城城防设施的考古学观察

合川钓鱼城是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系列重要发现。城址踞山围城、依江为壕,南、北创建一字城(墙),充分利用三江环绕的地理形势构建多重防御体系。城墙就地取材,夯土甃石,加大收分,顶部另设狗脚木等防御设施。城门形制体现排叉柱门向拱券门的过渡形态。钓鱼城在建筑特点、防御手段方面有对既往传统的继承,也有对当时营造官制与守城理论一丝不苟的执行,更多的则是因地制宜的灵活运用与创新。     

略论正定城墙历史变迁及唐五代时期正定城的三城格局

全长12公里的正定城墙为府级规制的城市防御设施,是正定古城历史文明的标志和见证。自前燕于此修筑安乐垒始,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在御强敌、防水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查阅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和研究了正定城墙的历史变迁,并结合考古资料,对唐、五代时期城垣为牙城、子城、外城的三城格局进行了初步探讨。     

西汉敦煌郡的设置和敦煌城的修筑

敦煌郡的设置时间,《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是汉武帝后元年间(前89-88),《汉书·武帝纪》记载是元鼎六年(前111),二者自相矛盾;根据敦煌文献记载,元鼎六年在赵破奴的主持下修筑敦煌城,同时还修筑了敦煌郡的防御体系——塞城和土河,并修筑了敦煌郡水利灌溉体系,特别是马圈口堤堰,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敦煌郡初置时期的管辖范围.     

《资治通鉴》所载“受降城”纠误

"三受降城"是唐朝前期为防御突厥南下侵扰在今内蒙古境内修筑的三座军城,三城遥相应接,东西相距近千里,边防意义非常积极。而唐史研究最基本史料《资治通鉴》卷239正文的记载却把关于"受降城"不同的两件事混为一谈,本文将予以纠正。     

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考辨

根据汉籍史料和阿拉伯地理文献,区分了中外史料记述的不同,考辨了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的方位。玄奘所言"千泉",当在今哈萨克斯坦的梅尔克;玄奘所言千泉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千泉,并非指称同一地方。玄奘所记白水城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白水城(Isfijab)不能相等同;玄奘所记"白水",似应"泉"字之讹,即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千泉(Abarjaj);而玄奘所记"恭御城"是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白水城。     

《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序一

<正>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历代人民勤劳智慧创造的世界奇迹。明长城集历代之所长,是长城建造的巅峰,蓟镇长城则是其中之精华。明蓟镇长城担当着保卫京师的重任,是明代九边长城中地位最高的一段。明代对蓟镇长城的修筑最为重视,不惜人力、物力、财力,这使得蓟镇长城成为明代长城中修筑最为精良、体制最为宏大、设施最为齐备的长城,也是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     

吴之邗城非干国考辨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管子.小问》中的"吴干战"与《左传》记载的"吴城邗"联系起来,并因此认定吴王夫差是在干国故都"城邗,沟通江淮"。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与辨析,提出吴干战不在江北之广陵,邗城不是干国,邗王是晋人专称的观点。     

羊马城与一字城

羊马城是唐宋时期流行的城池外围防御设施,产生于战国,发展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普及于两宋,元以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字城则是为了加强江河侧畔城池的防御设施,其基本特征是在主城与江河之间修建的一道或两道城墙,主要见于宋元之际前后的南方,明代还有使用,以后就基本绝迹。     

明代湘城的地理位置及其兴废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第十二子朱柏被封为湘王,就藩荆州,并在荆州城修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王府——湘城。上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荆州古城城外西北角发现一处古城遗址——鸡窝山古城遗址,并认定这一古城遗址即是明代湘城遗址。本文通过对文献记载的研究,证实湘城的位置不在荆州城外,而在荆州城内,是荆州城的"城中城"。文章还对湘城兴废的过程、湘城的面积、被拆毁的时间以及被拆除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四川渠县礼义城遗址调查简报

2015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四川渠县土溪镇洪溪村9组的礼义城遗址展开了全面调查,发现了城门、城墙、水井、池塘、碑刻等遗存,基本理清了礼义城的范围与布局,尤其是在城内发现的多通宋代至明清时期碑刻,为研究宋元战争史以及礼义城的变迁历史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徐州城叠城的特点和成因

本文结合本世纪以来的考古资料,通过对徐 州城市历史变迁过程的论述及区域灾害史料的分析,总结了 徐州城叠城的历史原由,认为徐州城叠城具有严整重合的显 著特点。     

湖北荆州郢城遗址秦汉木构遗存发掘简报

2019年荆州博物馆在对郢城遗址东城门及护城河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座木构桥梁遗存;2020年7月在郢城遗址内南、北水系中部发现两座木构桥梁及部分圆木护岸桩遗存;2021年4月在南、北水系与南城垣交汇处发现一处大型木构遗存,其与“南、北水系”中部两座秦汉木桥处于同一河道中,同属郢城始建及使用时期木结构遗存,判断为木构涵洞设施。保存如此完好的秦、汉时期木构桥梁及涵道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对于中国桥梁史与城市水利设施系统发展进程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并为郢城遗址下一步保护利用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物资料。     

杨吴时期的扬州城

敦煌文书《诸山圣迹志》和《南唐书》中与杨吴时期扬州城形制布局、杨吴宫署积庆宫相关的记载弥足珍贵。本文结合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唐罗城考古发掘结果和文献资料,梳理了扬州城遗址中杨吴时期相关城建遗迹、“白沙窑”“迎銮”“官”等戳印文字砖瓦建筑构件等的特征,认为杨行密时期开始将扬州城作为都城营建而大规模修缮,相关营建工程一直延续到杨吴后主时期;杨吴时期的扬州城是杨吴和南唐等割据政权的都城或东都,沿袭了唐扬州城由子城和罗城“联蜀岗上下以为城”的双城格局,罗城内有“十字江水穿过”,承继了唐扬州城因河而市、因市而城、城河一体、城门较多、河道纵横、桥梁甚多等特征;推测位于蜀岗古城南城门(杨吴天兴门)至子城东南角之间以南地带(即桑树脚)的晚唐五代时期大型建筑基址群,或与杨吴时期宫署积庆宫(南唐崇道宫)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