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月港叛乱与海澄设县补论——对黄友泉先生回应之回应

明代嘉靖年间,朱纨在福建沿海地区实施的保甲不仅推行迅速,而且效果很不错;倭乱是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的主要诱因,饶乱是次要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虽然"二十四将"曾被招抚,但他们并未作为乡兵攻打"饶贼";月港地区的4次设县之请都出现在动乱时期,与当时福建漳州沿海地区大规模修建城池有关,军事防御是设县治的主要目的。     

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与设县问题再研究

明嘉靖四十年(1561),福建漳州月港地区爆发了以张维为首"二十四将"的叛乱。这次叛乱发生在千里海疆遭遇大倭乱的背景下,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东南海疆罹祸甚巨。文章在厘清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相关史实的基础上,相应探讨了月港地区的设县问题,认为叛乱发生前官府对月港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未完全失控,海澄县的设置主要出于地方军事防御上的需要。月港的设县之议共有四次,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靖三十六年(1557)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但新县的正式批准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于县城的修建工作则迟到隆庆六年(1572)才得以完成。     

明初“月鲁帖木儿之乱”原因探析

"月鲁帖木儿之乱"是明初四川建昌等地爆发的一场较大的叛乱,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月鲁帖木儿对明朝给予的权利不满,导致其最终选择发动叛乱;二是西番土官为反抗明朝边略的压制而跟随月鲁帖木儿反叛;三是卫所设置侵害到当地各族民众土地等利益,导致其广泛参与叛乱。"月鲁帖木儿之乱"并非个人问题,而是当地不同阶层为各自利益所驱动的一次共同反叛事件。     

王阳明奏设和平、平和、崇义三县的缘由与历史意义

作为成就王阳明不朽事功中的平定湘赣闽粤边界匪乱,其光芒不仅在于平乱本身,更在于善后实践.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基础上,对王阳明为安定民生、保障长治久安而奏设广东和平、福建平和、江西崇义三县的缘由,以及平乱设县加强控制、发展经济、振兴文教等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进行深入探索.     

月港若干地名考释

漳州月港兴盛于十五世纪末期至十七世纪中期,是世界大航海时代国际海上贸易的新型商港,是闽南大规模华裔华侨闯荡世界的出发港。当时,月港万商云集,驰名中外,至今还遗留下很多与古月港有关的地名。一、漳州海上丝绸之路起航港——海澄镇海澄镇古称“月港”,“在八九都,外通海潮,内楼山涧,其形如月,故名”。宋、元、明初属漳州府龙溪县始安乡惠恩里八九都,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海澄县,属海澄县的一、二、三坊和第一里。建县之前,官司隔远,威令不到,月港多乱,建县时寓“海疆澄靖”,赐名“海澄”。     

明清西南地区“牛丛”问题研究

牛丛自明代中期以后伴随汉人迁徙西南(以云南为主)边远山区而兴起。在明朝，牛丛是乡村防御力量的重要部分，兼具保甲性质。随着清前期的裁卫并县、改土归流等推进，官方控制深入社会基层。清中期以后，牛丛组织与官方矛盾越来越明显，成为官方严禁对象。进入晚清，由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牛丛弊端更进一步展现，加剧地方动乱，成为官方平乱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官方虽严厉禁止，但直到清末牛丛依旧影响着乡村冲突的处理方式。牛丛组织在明清易代中的地位变化，是朝廷在西南治理中政策、制度变化之反映。     

清初漳州月港的海外交通贸易——民间宗教信仰史迹与文献视角

明中叶解除海禁,并于隆庆元年(1567)割龙溪县地置海澄县,漳州月港遂取代泉州港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港。虽然,明末清初厦门港的迅速崛起使漳州月港日趋衰落,风光不再,但直至鸦片战争前,漳州月港仍不失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民间宗教信仰与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也浸染深入到海外交通贸易活动事象之中。本文试图从民间宗教信仰史迹与文献资料中发掘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希冀弥补官方史志缺失之不足。     

20世纪50年代中国渔民行政区置废初探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发动渔民进行民主改革为目的而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设置的诸多渔民行政区即属此类。渔民行政区又名水上行政区,正式定名于1952年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渔民工作的指示》中。在相关城市设立市辖区"水上区",在沿湖地带"按湖设治",在沿海地带以港口为中心设立渔民县、渔民区、渔民乡。本文对"水上区"和渔民县进行了政区置废的过程复原。按湖设治的洪湖县、微山县和洪泽县,沿海地带因港设治的洞头县、定海县、岱山县、普陀县、嵊泗县、珠海县得以延续至今,震泽县、雷东县、石岛县、大衢县、舟山县已被撤销。渔民行政区的置废是行政区划改革的有益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侯景之乱研究概述

侯景之乱是南北朝后期爆发的一次重大军事叛乱。因叛乱在萧梁境内,故给萧梁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之分裂乃至灭亡。侯景之乱不仅对萧梁,也对南朝后期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侯景之乱的严重后果,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特种区考论（1935—1945）

1935年至1945年间,福建先后设有12处特种区,其设置始于国民政府在基层推行的"分区设署"政策,最初参考了江西特别区政治局的设置模式。1935年开始分设区署时,福建省府提高了部分普通区署的权责、经费,称为特种区,仍为县辖政区;1937年厘定职权、强化机构、划定边界,成为准县级政区;1940年后因推行新县制,或升县,或降普通区,仅周墩、柘洋二区作为预备设县单位予以保留,职掌已与县相仿,至1945年正式改县。随着基层分区制度不断调整,特种区规制逐渐向县制轨道靠近,但因区域小、人口少,内生设治动力有限,只有少数升格为县。特种区的置废历程不仅是福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深刻反映了县辖政区的演化逻辑。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初探

福州是福建省会,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是"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是以朝贡贸易为主。福州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始于后汉,发展于唐五代,明清时期福州作为郑和下西洋重要基地和中琉朝贡贸易唯一官定港口而鼎盛。郑和船队驻泊长乐和中琉贸易定点福州,奠定了福州在海外贸易史上的历史地位。国际贸易兴盛带动港口建设,贸易港从福州内河向滨江滨海发展,先后出现东冶港、甘棠港、河口港、太平港、马尾港等名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和出发地之一。福州人有精湛的帆船制造技术,熟知天文地理,并掌握高超的航海技术。他们从事海外贸易,穿洋过海、贸迁四方,形成代代相传的海洋文化传统,这是福州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人文因素。     

唐代宗至宪宗时期的西川节度使继任危机与终结北大核心CSSCI

唐代宗至宪宗时期,地方许多藩镇纷纷效仿河朔三镇,企图游离于中央之外。同时,西川因不断遭受吐蕃、南诏的军事威胁,节度使的任命表现出鲜明的武人化色彩。在这种内外因素的激荡下,西川屡屡发生动乱。与其他方镇不同,西川诸次动乱的焦点大都集中于节度使继任问题上,而且西川的历次叛乱没有得到本道的全部支持,边兵常常成为叛乱的主角。元和初年的刘辟之乱标志着西川的叛乱活动达到了顶峰。刘辟之乱后,唐朝将资、简、陵、荣、昌、泸六州割隶东川,进一步缩小了东西两川的实力差距。同时,又采取派遣高级文官出镇与征调外地客军入蜀驻防的措施,最终实现了西川的长治久安。     

唐代宗至宪宗时期的西川节度使继任危机与终结

唐代宗至宪宗时期,地方许多藩镇纷纷效仿河朔三镇,企图游离于中央之外。同时,西川因不断遭受吐蕃、南诏的军事威胁,节度使的任命表现出鲜明的武人化色彩。在这种内外因素的激荡下,西川屡屡发生动乱。与其他方镇不同,西川诸次动乱的焦点大都集中于节度使继任问题上,而且西川的历次叛乱没有得到本道的全部支持,边兵常常成为叛乱的主角。元和初年的刘辟之乱标志着西川的叛乱活动达到了顶峰。刘辟之乱后,唐朝将资、简、陵、荣、昌、泸六州割隶东川,进一步缩小了东西两川的实力差距。同时,又采取派遣高级文官出镇与征调外地客军入蜀驻防的措施,最终实现了西川的长治久安。     

乌鲁木齐市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建立街道人民政权始末

1884年（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一直是新疆省会,称为迪化。1934年迪化设市政府,但正式设市时间是1945年11月。解放前,迪化同其他反动统治阶级控制的城市一样,社会基层建有封建保甲制度,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迪化的封建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各族人民,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工具。对作为反动政权根基的封建保甲制度,解放后人民政府予以彻底废除,使各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迪化建立封建保甲制度始于1937年,当时在迪化市政委员会管辖区域建立了15个镇114保。在1943年以前,由于封建军阀盛世才…     

抗战时期福建平潭基层保甲制度的困境浅析

民国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保甲制度控制基层社会,但收效甚微。福建平潭传统的宗族和士绅等社会力量,通过组建自卫民团、兴办公共事业,与保甲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其推行兵役工作的困境也是保甲制度在基层实施的困境,反映了传统社会势力在应对国家权力的渗透时所表现出的具体反应。为了支持抗战,平潭县府加大了对基层资源的征收。繁重的田赋兵役与民众的生存困境发生激烈碰撞,致使保甲制度的运行举步维艰。     

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我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基本不涉及中共对保甲制度的利用。文章对抗战时期中共从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冀东特殊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利用日伪保甲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冀东共产党反对"左"的倾向,在保甲体系内添加"办事员",使其隐蔽在内主宰或代替保甲行政人员的行为;总结了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制度的"合法"身份,保护抗日力量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的成效;认为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的过程,体现出对战时农村基层行政模式和对敌斗争方式的创新,为夺取冀东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明清时期中越边境“四寨六团”行政建置变动始末

万历年间,广西思明土府的官族为了争夺"四寨六团"归属权,不惜同室操戈。出于调停纷争的需要,明廷将"四寨六团"归思明土府同知所辖。在此过程中,"四寨六团"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辖区,有政区之实却无政区之名。又因同知久不驻该地,"四寨六团"在此后一直面临着行政治理的困难。清初,"四寨六团"的地方秩序已经失控,清廷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才将"四寨六团"的叛乱平定,并实设宁明州知州对该地进行专治管理,然而在善后措施中又使原思明土府同知兼管上石西州事务,使得当地又出现一个畸形的辖区——明江厅,并影响了民间记忆与官方书写,以至于明江厅似无政区之实却存政区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