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户口统计中的丁与口

宋代户口统计中的丁与口舒峤在宋代人口研究方面,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两个问题是人口数量和口与了的含义问服一种意见认为宋代全国总人口数已超过１亿,宋代史籍中所载的口数Ｚ。〔丁数（何炳校《宋金时代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载《中国史研究...     

关于春秋时代的“室”——与徐喜辰先生商榷

有关先秦社会家族组织的结构、性质以及其在先秦社会组织中的地位的研究,向来是十分活跃的。现在学术界较为流行的看法是,一夫一妻制个体家族至春秋晚期、战国初期方始出现。在此之前,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土地和财产的所有制与家族组织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家族的发展形式,春秋晚期以前,土地为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所有;春秋晚期以后,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个体家族因此产生。这     

“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

佛教造像于何时传入我国,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文物》1980年第5期上发表了俞伟超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了“最迟至东汉的桓灵时期,从新疆开始,直到东边的山东滕县和沂南、北边的内蒙和林格尔、南边的四川彭山乐山等地,佛教图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布”。1982年《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论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的大批佛像为东汉时期所造,遂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和争议。本文作者阮荣春同志认为我国东汉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佛像之条件,他曾于《考古》1985年第1期就孔望山佛教造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本文主要针对俞伟超先生所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并进一步阐述了东汉时期不可能产生佛像的主张。     

谈驿站设置及驿丁民族归属问题——与王国志先生商榷

王国志先生的《站丁及站上人考略》一文(以下简称“王文”),笔者拜读后很受启发。该文对“站下的来历、性质和站上人的民族属性(似应说“民族归属”——笔者)、风俗、语言等作过一番考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但,王文对吉林至瑷珲这条驿路的设置时间、驿站数恐有失不确,驿丁的民族归属也欠准。笔者曾有缘查阅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认为比其它史料更为可信,据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金朝前期确有“朝奉大夫”——与倪彬先生商榷

倪彬先生在《金代张守仁墓志考》一文中认为,张守仁墓志的撰写者李搆结衔中的"朝奉大夫"为"朝列大夫"之误,实属不当。在金朝前期的散官制度中,确实存在着"朝奉大夫"的官阶,《张守仁墓志》所记并无错误。     

也说“移风易俗”的起源——与刘锡诚先生商榷

“移风易俗”是中国民俗学中极其重要的理论。 这一重要理论起源于何时,有些不同看法,需要辨别清楚。     

何物“偷情”客家山歌？——与叶春生先生商榷

客家山歌是汉族客家民系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化艺术珍品。它既保留了客家祖居地——中原的化神韵,又有华南化的异彩,是客家地区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而客家话代表地区粤东梅州则成为中外闻名的“山歌之乡”。     

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与侯宜杰先生商榷

侯宜杰先生的《"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于前年在台湾出版,笔者寡闻,于今方从其《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一文中才得知有此大著。侯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也算卓然大家,关于晚清新政和袁世凯的研究,也是攻此课题的学者必读之作。我无幸拜读《神拳》一书,但粗阅《义和团:在"灭洋"的     

“车”字古音考——兼与时建国先生商榷

从出土献和传世典籍来看,车字不但有“居”音和“舍”音,而且跟“舆鼍”两字相通。本根据这些材料并参考李方桂、王力两家的古音构拟对车字的音变轨迹进行了探索。章还认为,中古韵书、字书中所收车字的读音都是从经籍旧音中继承下来的,时建国先生《说车字的“居”音》一否认车字古有“居,,音,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再论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处并非小白山——与马孟龙先生商榷

康熙《皇舆全览图》所标示的"土门江色禽",是反映穆克登定界结果的重要标识,可说明穆克登立碑处位于长白山东南麓,而不是小白山。马孟龙先生讨论立碑处之所以出错,一方面只选取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撇开了其他,史料运用产生偏颇;另一方面被史料中的错误信息所引导,如将"行五日始到立碑处",理解成"行五里始到立碑处",导致地理方位的错认;所持的小白山立碑说,实际上并非指小白山,而是指北胞胎山。另外,根据洪重孝有关英祖四十三年(1767)立碑处距离长白山一日程的不准确发言,得出碑尚在小白山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此前一年徐命膺的《游白头山记》(1766),他亲眼目睹碑位于天池东南岗下十里,说明碑址在长白山东南麓,而不在小白山。     

秦俑是“兵”是“郎”?——与刘九生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一文的商榷,认为此文的作者对朗系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界定,将卫尉、中尉、太仆、奉常等都认定为"郎"是不正确的。对于四个俑坑的对应关系及为什么如此对应?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所以,将秦兵俑简单的定位为朗系统是不恰当的。对俑坑的性质仍需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与李国文先生商榷

李国文说,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是帝王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文人性格并不完整。“所以,当屈左徒放逐,太史公庾毙,贾长沙失意,司马长卿冷落,斯时斯刻,他们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做臣下的诚惶诚恐,谦谨卑微,而缺乏文人应有的自由素质。”(《文学的魏晋》)读到这里,我有点困惑：司马迁明明是正常死亡,怎么顷刻间就变成“庾毙”了呢?     

再谈宋元通宝“铁母”与“铁范铜”——兼与宋康年先生商榷

自从拙作《试论宋元通宝“铁母”与“铁范铜”》在《安徽钱币》1994年第一期争鸣论坛栏目发表后,引起不同反映,这也符合笔的初衰,希望泉界朋友共同探讨这个尚未达成共识的课题。     

有关“历史事实”及其相关问题——兼与陈启能先生商榷

“历史事实”问题是国际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热点。相对而言,国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研究课题,虽然有些史学理论的研究与这一课题有关,或者可以归入这一课题范围中,但自觉地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研究,则可以说是一个空白。1987年第4期的《史学理论》刊出的陈启能先生《论历史事实》一文(下文简称陈文),填补     

“高昌吉利”钱币铭文再探——兼与王永生先生商榷

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古墓,1973年新疆吐鲁番市三堡乡阿斯塔那古墓和2004年10月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古墓经科学考古发掘出三枚“高昌吉利”铜钱后,引起中外钱币学界的重视,成为研究者和收藏家热议的话题。近期,一些专家、学者对“高昌吉利”铜钱中的“吉利”二字又有新的探索和论述。     

关于云梦秦简中“男子”一称——与高敏先生商榷

高敏先生对云梦秦简深有研究。读其《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深为敬佩。但难免有疏漏之处。如对秦简中“男子”一称的解释,尚可商榷。高先生在此书中,收入了《秦简中几种称谓的涵义试析》一文。此文认为“士伍”相当于当时史籍曾广泛使用过的“庶人”或“庶民”,“男子”有别于“士伍”。这些是正确的。但同时,先生又认为“秦简中的‘男子’并不等于‘庶人’或‘庶民’,而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租调征收方法和“输籍定样”——与李燕捷先生商榷

租调征收方法和“输籍定样”——与李燕捷先生商榷郑佩欣读过李燕捷先生《隋代的输籍定样法》①一文之后，颇有收获，但对文中的主要观点不敢苟同。“输籍定样”是为了征收赋税，为说清问题，有必要先把均田制度下的租调征收方法作概括叙述。大家知道，北魏推行均田以前的...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我见——与吴行中先生商榷

我是一个高中学生,最近拜读了吴行中先生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一解》(以下简称《吴文》见《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一期)一文,受益不浅。但我觉得某些地方尚值得商榷,特抒己见,就正于吴老及文史界诸前辈。吴文认为“不毛”即缅甸境内的“八莫”。让我们首先考察“八莫”的地理位置:东经7°20′许,北纬24°10′许。然后看《华阳国志校注·华阳国志南中志疆域示意图》(刘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