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轶事

张作霖(1875—1928年),奉系大军阀,辽宁人,土匪出身。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驻北平时杀害李大钊;1928年与蒋介石斗败退回东北,不甘受日本人长期利用,于同年6月4日被日本人炸死于沈阳。下面奉上几则轶闻。大办“赛珍会”显现经济头脑1918年的东北,称满洲政府。在这一年的春天,     

张作霖与他的“编外夫人”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近似荒唐而又真实的传奇故事。张作霖刚发迹任27师师长之时,按照当时潮流,像他这样的官职,除正房外,还可纳二房、三房。开始他并不想纳妾,眼看部下的几个团长、营长都有了姨太太,那风光的劲儿使他眼红了,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纳一个美妾。     

张作霖遭炸前的一封密信

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满铁档案中,存有张作霖的一封密信,此信写于1928年5月中旬,6月初张作霖即在日军密谋的皇姑屯事件中遭炸身亡。信的全文如下。     

东北王张作霖发迹前传奇

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1924年,直系军阀失败后,控制北洋军阀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次年4月,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月,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退回东北。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     

孙中山与粤皖奉三角联盟辨析

粤皖奉三方之所以能够建立三角联盟,孙中山的日本背景是重要因素;而孙中山在进行联皖、联奉的同时,又不断进行联直活动;孙中山联合军阀打军阀,搞三角联盟,有成功的地方,亦有失败的记载：孙中山通过联合军阀来打军阀。负面影响很大,此乃时代局限的产物。     

张学良违抗父令保护孙中山遗体

一1927年9月18日上午,北京地安门鼓楼的会议室里,军阀张作霖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从一次次兵败的原因中找出教训,达到再图胜利的目的。可个个将军摇头叹气,不知为啥节节败退,打不过国民党。一向以狡猾、阴险著称的张宗昌,突然冒出一句令人吃惊的话:“诸位,我们为什么总是打败仗,国     

张作霖的命运被小记者拐了弯

人称“东北虎”的张作霖,走过一段弯路,在沈阳城里错误地镇压了一些要响应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但他很快就认清了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积极要求进步,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和统一事业。     

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由1922年陈炯明事变引发的胡适与孙中山之间的冲突,除了表现新文化派一翼与国民党(尤其是孙中山,孙“系”另当别论)的观念分歧以及统一与分治的政见不合外,中共中央及北京、广东支部和苏俄、共产国际对于孙、陈态度、策略的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事变引起各方利益关系的急剧变动,导致苏俄和中共对孙、陈的态度迅速发生重大调整。作为同路人,胡适虽然适时得知变动的内情,并力图协调口径,毕竟没有组织约束,而能保持独立姿态。由此可见,围绕这一事件,胡适的动向非但不显示其成为列强和军阀的代言人,反而是当时胡适“左倾”的一个例证,表明其在倾向社会主义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一度与苏俄及中共走得相当近。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苏俄关系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     

新发现的孙中山大元帅手令（一）

孙中山大元帅手令拟稿簿,是笔最近整理馆藏“2188”档案在一袋北洋档案中发现的。估计当初整理未及考证该大元帅是张作霖还是孙中山,因时间均在北洋时期,故归类于北洋档案中,也不足为怪。     

段祺瑞家族访谈录

孙中山给段祺瑞的一封信 段昌智（民国外交官,段棋瑞的侄孙）：关于孙中山先生与段公的关系,过去只是听说他们有过联系,就是在反对直系军阀曹锟与吴佩孚、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的时候,他们一起与东北的张作霖结成的所谓三角联盟,但是原始材料没有看见过。     

孙中山在护法期间与陆荣廷的矛盾斗争

1917年7月上旬，孙中山自沪乘舰南下，并电请国会议员择地开会，正式揭起了护法旗帜。是月13日，孙中山抵汕头后，即派章炳麟等赴广州接洽，促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对于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应有切实的表示。17日，孙中山抵广州，并发表护法演说，再次主张电请各地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以决定护法大计。21日，海军将领程璧光、林葆怿等率领留沪海军通电响应，并率舰队来粤，接受领导。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张作霖、张学良与东北军事工业

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为稳定东北局势、安定东北边防以及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先后投入巨额资金,创办以东三省兵工厂、东北航空工厂为代表的一系列军工企业。与国内其他军工企业相比,东北的军事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发展速度快,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这些企业具有种类多、规模大、覆盖广、设备优、技术新、产能高等多种特点。尤其是张学良主政后,将部分军工企业转向民用,开创我国工业近代化建设的多项第一,成为民族工业的领跑者。东北军事工业的发展为东北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速了东北城市近代化进程,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雷沛鸿与孙中山

雷沛鸿始而追随孙中山，在两广参加辛亥革命；继则在新的历史时期，从教育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诠释国民革命的真义，理论上将辛亥革命与民众教育相发明；并在行动中以教育为工具，在广西全省继承和光大孙中山遗教，反映两人思想深层的内在联系，也足以证明孙中山思想在近代中国教育领域的久远影响。     

王宠惠与孙中山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袁世凯窃国后,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而王宠惠则是学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孙中山的知行观新解

为了破除革命党人“因思想错误而懈志”,鼓舞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孙中山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知行观。孙中山的知行观事实上已经暗合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孙中山的知行观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进步的理论。     

孙中山的知行观新解

为了破除革命党人"因思想错误而懈志",鼓舞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孙中山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知行观。孙中山的知行观事实上已经暗合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孙中山的知行观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进步的理论。     

孙中山与皖、奉军阀建立同盟的动因及影响初探

孙中山晚年政治活动中多与中国近代军阀有所联系,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中国革命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有关,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并分割中国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孙中山为了能进一步的瓦解军阀势力,与皖、奉军阀建立了"三角反直同盟",这是孙中山坚决反对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的一种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客观的加速了近代军阀覆灭的速度,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巧嵌“爱春”联

1918年4月,孙中山先生遭到桂系、直系军阀的打击迫害,被迫辞去陆军大元帅的职务,于5月29日来到广东梅县松口地区,住在同盟会老会员谢逸桥的爱春楼里,联系华侨侨属,继续进行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