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工作报导

上海市文史馆馆员靳巩捐献汉透光铜镜上海市文史馆馆员靳巩老先生最近将他珍藏了二十多年的汉代透光铜镜捐给了上海市文化局所属上海市文物整理仓库。镜直径二市寸强,背面铸有     

楚式"山"字纹镜不是"以字代形"--兼谈"山"字纹的来源

“山”字纹铜镜在湖南楚墓中所出土的铜镜中,其比重占整个铜镜总数的90％以上,镜面纹饰以“山”形作为主图形,底部衬以羽状、网纹连叶状等纹饰,钮座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钮座处饰五出或六出叶状纹。个别“山”字纹镜主纹“山”字之间饰以浅     

浅谈古代透光镜

古代透光镜和其它古镜一样,都是用铜、锡、铅等合金铸造而成的,根本无透光之理。所谓“透光镜”,只是根据有的铜镜承日照之,镜背花纹透影在壁的现象而定名的。这个定名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前人已经长期延用,约定俗成,现在也只好仍以此代名。下面就历代对透光镜研究的情况和古镜透光效应产生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湖南攸县发现一件古代透光铜镜

最近,湖南攸县湖南坳乡一座古代墓葬中出土一件透光铜镜(见图)。该镜直径21.8厘米,厚约0.2厘米。三弦纹纽,圆纽座。内、外区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饰蟠螭纹。窄平缘。镜背的纹饰在镜面隐然有迹,     

关于透光镜机理的几个问题

“透光镜”是古代铜镜的一种,它的主要特点是当其镜面对准太阳或其他光源时,能把镜背上的图案和文字映射到墙上,好像光线从镜体透过一样。其实镜体并不透光,“透光镜”之名不过是一种借喻。欧洲和日本人又称之为“魔镜(Magic Mjrror)”。起西汉、过唐宋、迄明清,都有生产或使用。我国学者对透光镜的研究开始于宋代,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对其机理曾经作过很好的论述。其后,元代考古学家吾丘衍,清代物理学家郑复光等人都有过相当杰出的见解。国外的研究大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它“曾使十九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感到困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都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日本魔镜。不久前,各种不同形式的研究仍在国内外进行。由目前的情况来看,多数学者都认为铜镜“透光”是镜体厚薄不一,镜面各部分出现了与镜背图文相应的凹凸不平和曲率差异而造成的:有图文凸起处镜体较厚,对应的曲率半径较大或凹陷;无图文凸起处镜体较薄,对应的镜面曲率半径较小或突起;反射光线时,曲率半径大(或凹陷)处发散度较小(或汇聚),从而较亮;曲率半径小处发散度较大,从而较暗。于是在屏障上就形成了与镜背图文相应的图像。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透光镜机理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但是,是否这方面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呢?看来并非如此。虽然多数人都承认“曲率差异”说,然而对“差异”产生的机理却有许多不同解释。有说铸造应力所致者,有说刮磨操作所为者,有道铸磨而获者,有云淬火而就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其中争论较大的是对“刮磨”和“淬火”等项操作的看法。这仅仅还是问题的一部分,另外,也还有人不同意曲率差异说或间主他说。本文先对几个争论较大的问题略述浅见,然后再谈一下我们对透光镜机理及其基本技术条件的看法。若有不妥,切望诸位指正。     

乾隆朝内府制仿古铜镜研究三议

清代是中国铜镜日趋衰落的时期,但宫廷内府制作铜镜具有特殊性。其中,仿古铜镜是宫廷制镜的重要构成,尤以乾隆朝最盛。本文基于乾隆朝三个宫廷仿古铜镜个案,探讨其形制纹饰设计的种类与来源,分析了制作仿古镜的机构与程序,以及宫廷收贮方式与贮藏地点,认为乾隆朝内府制仿古铜镜的设计与制造既崇古又创新,具有独特细腻的艺术风格。     

吉林省博物院藏汉代出土铜镜来源探析

吉林省博物院藏有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各类铜镜260余面,其中以唐、辽、金铜镜数量较多,类别丰富,品质较好。辽金铜镜中尤以辽契丹纹铜镜最为大众所熟知。这些铜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时期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情况。馆藏铜镜中,汉代铜镜有38面,可分为铭文镜、蟠螭纹镜、博局镜、禽兽纹镜、人物故事镜等,时代分布在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之间,这些铜镜具有明显的中原铜镜特征。     

隋唐墓葬出土"古镜"考辨

隋唐墓葬出土了70余面隋代以前风格的铜镜("古镜").这些"古镜"可分为年代不同、特征鲜明的两组.第一组主要见于隋代及初唐墓,以东汉中晚期以来流行的镜类居多.这组镜可称为"旧式镜",是南北朝用镜传统的延续,体现的是隋唐铜镜在起步、探索阶段所经历的一个新、旧并存的自然过程.第二组主要见于8世纪后半叶及以后的中晚唐墓,以两汉时期流行的镜类居多.这组镜主要应是"仿古镜",体现了唐镜在特定背景下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境内所出的线刻铜镜及相关问题(上)

所谓线刻铜镜是指在铜镜的镜面或镜背直接用锋利的刀笔作阴刻图纹,它是铜镜中较特殊的一种装饰工艺,除此特性外,从形制而言,与普通的铜镜没什么区别。     

中国境内所出的线刻铜镜及相关问题

所谓线刻铜镜是指在铜镜的镜面或镜背直接用锋利的刀笔作阴刻图纹,它是铜镜中较特殊的一种装饰工艺,除此特性外,从形制而言,与普通的铜镜没什么区别。     

金代铜镜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对金代铜镜的整理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六十年代以前,著录很少,评价很低;七八十年代,廓清认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研究渐深,成果日丰。本文在综述以往有关金代铜镜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七面纪年镜(居摄至元兴)的真伪

见于著录的有汉居摄元年至元兴元年(公元6-105年)纪年铭文的7面铜镜,均有各种可疑之点,有的可能是在真镜上伪加铭文,有的镜与铭文皆可疑为伪作。由此可见,传世纪年镜的真伪需要深入研究,利用此种材料来推定年代更应慎重。     

宋“稽康学琴”人物镜考辨

宋代人物镜图案中有一类应是取材于晋朝“稽康学琴”的故事,说明六朝时期的文化艺术对唐宋元铜镜的图案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     

试论古代铜镜镜面凸起的成因及其相关问题

通过对古代青铜镜的复制研究发现,古代铜镜镜面凸起的原因,是与镜背的镜钮、浮雕及镜缘等的大小及厚度有关。战国镜的镜钮既小又薄,其镜缘都是横截面较小的镜缘,可直接磨成平面,不致出现铸造缺陷。东汉至六朝之间,其镜钮都较大,为使磨制出的镜面没有铸造缺陷,须将镜面中心少磨削、外围多磨削。这样磨削加工的结果,就形成了镜面凸起。     

山东青铜镜金相分析──兼论我国古镜的组织特征

对12件山东古代青铜镜进行了金相分析,其中6件为铸态,6件为热处理态,热处理的基本特征是：观察面上可看到许多明晃的交叉状物和不太明显的晶界状、环链状物。这与我国古镜的特征组织是一种“两端尖锐的长条状及针状”物之说是不相符的。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浮收比率达到1.1:1,其中70%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与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早在周公之前,"以史为鉴"的思想就有了萌芽,上古先民规避祸灾的行为是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意识,经夏商两代直到周初,才臻至完善。周代的鉴戒观念,包括"以天为鉴"和"以事为鉴"等方面,到了"以史为鉴",方可谓大成。"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对于历史进行改铸与剪裁,这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结果。     

中国南北气候差异对古代青铜镜铸造质量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就中国南北气候差异对古代青铜镜铸造质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佐以实验论证,指出古人在铸造青铜镜的过程中,在烧制好陶范以后采用了“热出冷浇”工艺。     

明代铜镜科学考察

通过对部分明代铜镜的科学分析,了解到明代也使用过与战国汉唐成分相近的合金来铸镜;除了锡汞齐外,此时还使用了铅汞齐和铅锡汞齐来开镜或磨镜。     

徐锴古音观考论

徐锴并不像钱大昕等人说的那样,完全不懂古音。关于古音,徐锴有如下看法：古音质,古者反音为疏;旁纽,所谓古字音与今小异;古今音异;叶韵。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在徐锴当时还是较为“先进”的,实属难能可贵。另外,徐锴对形声字与其声符之间语音关系的探索对段玉裁的“凡同声者必同部”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