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     

对付盗贼的软手段

<正>战国时期的晋国,盗贼横行,官府想尽了办法也不能禁止。当时有个叫郄雍的人,主动要求缉拿盗贼。他说他能识别盗贼的相貌,跟盗贼打一个照面,观察他们眉目之间的神色,就可以判定是不是盗贼。晋国国君一听喜出望     

崔向东著《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述评

豪族是汉代社会结构中特殊而重要的社会阶层,其历史发展对两汉王朝影响深远。崔向东所著《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一书针对两汉豪族研究在地域性和整体性上存在的难以协调、统一的学术不足等问题,做了必要的论证工作。     

儒学与汉代夫妇关系

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规范夫妇关系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先秦儒学提出的“夫义妻顺”,在汉儒董仲舒“夫为妻纲”,《白虎通》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向“夫权”绝对化转变。片面强调妻子的无条件的顺从和保持贞节,妻子逐渐丧失其人格独立性,成为依赖顺从丈夫的附属体。     

儒学与汉代夫妇关系

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规范夫妇关系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先秦儒学提出的"夫义妻顺",在汉儒董仲舒"夫为妻纲",《白虎通》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向"夫权"绝对化转变。片面强调妻子的无条件的顺从和保持贞节,妻子逐渐丧失其人格独立性,成为依赖顺从丈夫的附属体。     

简牍所见汉代乡部的建制与职能

简牍资料表明,汉代的乡因辖区和人口分为不同级别,其性质是县政权的分支机构;乡佐、游徼与乡有秩、啬夫并非是一一对应的辅吏与主吏的关系,而是同属县吏序列,受命县廷行使民政、司法、社会治安、生产管理诸权,征缴赋税,征发徭役,是县政府行使其统治权力的基础,乡官部吏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地方政治运作质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     

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

陇右地方势力于汉代曾两度兴起,两汉之交兴起的陇右割据势力构成了东汉初统一事业的极大障碍,东汉后期兴起的陇右地方恶势力给东汉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陇右地方势力的两度兴起都与西北的羌、胡势力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东汉统治者在处理陇右地方势力上的失策,在一定程度既导致了东汉陇右“羌乱”不已,又为陇右地方势力的坐大埋下了隐患。     

从馆藏画像砖、陶俑看四川地区汉代服饰特色

我国汉代的化博大精深,汉代的服饰又是多样化和民族化,在不同的区域都有不同服饰,我们在研究探讨这些问题时都离不开实物资料。因汉代的服饰保留下的并不多,人们只能从画像砖中的人物图案以及陶俑中的装塑中看到汉代人的服饰。成都新都区杨升庵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汉代画像砖、陶俑物,其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居成都市区县级博物之冠。这些汉代画像砖、陶俑题材广泛,具有地方特色,是研究汉代地方服饰、装饰的重要的史料。从这些物中使我们看到了四川地区汉代民间艺人、劳动以及其人的装束特征,从而使我们在研究汉代服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本对馆藏的一部分汉代画像砖中的人物和陶俑的造型、服饰装饰等问题,浅谈汉代四川民间服饰的艺术特色。     

董仲舒与汉代史学思潮

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三大潮流 :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探寻历史的变易及其法则和着力阐发大一统思想。这些史学思潮的形成及其演变 ,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三统”历史变易说和“大一统”说等历史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汉代的城郭

从先秦至两汉的中国古代社会 ,城市构成为人类文明活动的主要基盘。以这一时期的都城为中心的大城市的研究 ,近数十年来成果颇丰 1。而被视为封建王朝地方统治据点的众多郡县城市的构造尚未完全解明。本稿尝试着利用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考古发掘资料 ,并与有限的文献史料相结合 ,通过对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要素——城郭的研究 ,尽可能地描绘出包括郡县城市在内的汉帝国城市的全景图。自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之日起 ,城郭即作为其重要标志而存在。从文献记载的“黄帝筑邑 ,造五城”2 、“鲧作城郭”3到考古发现的长江流域的城头山 4 、石家河 5和…     

西州与东汉政权的建立

随着汉武帝对西北的拓土与开发,最初指称西南的区域概念"西州"逐渐扩及西北之朔方、凉州,有时甚至专指西北。两汉之际西北移民增多,经济渐盛,地方豪族发展壮大,地方乡里认同和区域关系网初步形成,完成了从异域到旧疆的转变。隗嚣、窦融和卢芳三股西州割据势力,凭借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羌胡劲兵对东汉政权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中,边疆并不完全是被动性的,亦有其主体性及主动选择的空间。     

汉代的流言与讹言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社会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时 ,谣言或类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汉代的流言和讹言 ,就是这样的类谣言。流言、讹言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常识”所认定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 ,捏造的消息”。对秦汉时代流言、讹言的认真考察 ,有助于对当时的社会心理氛围做出更丰富的描述 ,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完整的解读。     

汉代天水郡属国都尉治所地望的探讨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因原来秦置之郡地域过于辽阔,即将北地郡的南部划分出来设立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县）。又将陇西郡东北部划分出来置天水郡(治平襄．今通渭)。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将全国郡国分成13部。     

略论汉代察举制度

汉代察举制度,是两汉时期地主阶级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统治而建立发展起来的选拔人才制度。作为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察举制度选拔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大大促进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但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增长,这一制度越来越被官僚地主所把持,成为滋生门阀世族的工具,直接影响汉代以后的发展。     

四川汉代画像与汉代信仰民俗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化事象(即事物和现象),是区别该民族与他民族、这个社会群体与那个社会群体的重要依据之一。”民俗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我国学把一般的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游艺民俗和信仰民俗四类。信仰民俗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某种观念、意识、主张的极度信服与尊重,并以此作为自己思维和行为的准则”的习俗,即对某种“事象”的崇拜习俗。民俗具有传承性,同时又有变异姓,信仰民俗也不例外。但无论其怎样变化,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     

解忧公主与汉代西域初探

鲜为人知的西汉解忧公主远嫁西域乌孙和亲,其生平事迹及所作贡献应予昭示。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

鬼神问题于先秦典籍中即已触及,延至汉代,鬼神观念大行其道,民间的种种习俗与信仰受其影响极深,因此,关于有神与无神的争论也沸沸扬扬,各种论说迭出不穷。同时,“事鬼神”的巫者亦应运而兴,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影响甚巨,这也是汉代特有的一种社会风习。     

汉代的博士与议郎

汉代博士官承秦代而设,但职掌已较秦代有所变化。即由于武帝立学,博士始获得学官称号,并正式被赋予教授太学弟子之职,亦奠定汉以后博士主要作为太学教官的职官发展趋向。其次,汉代议郎与博士性质相近,因而其亦与汉代学官制度发生联系。西汉自宣帝起,某经议郎的选立,往往成为其经正式立于博士之前的准备。至东汉,某经议郎则成为朝廷承认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变通办法。由于议郎与博士在性质上如此相近,给汉代经学发展带来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