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域民俗志的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以《浙江通志·民俗志》《陕西省志·民俗志》为例

通过对《浙江通志·民俗志》与《陕西省志·民俗志》的比较分析,探讨广域会通型志书社会部类/民俗版块的编纂问题,并对《浙江通志·民俗志》作出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指出民俗记述以普通民众为对象,有民俗事像和民俗事物的不同内涵,而对社会习俗的著录,关键在于对民俗事像的系统反映;强调民俗区域划分的重要性,主张省级广域民俗志书应擘画设置民俗区划图。作者对于历史民俗和现实民俗、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做了明晰的畛域划分,认为民俗志的编写,最关键的是记录经验世界的鲜活民俗。文章还探讨了民俗书写的话语方式和概念内涵,提出了钩沉民俗话语中私密话语的命题。     

《帝京景物略》中的岁时民俗记述研究——兼及对当代民俗志书写的一点思考

《帝京景物略》是一个北京人和两个旅居北京多年的他乡人在北京著作的有关北京的一本书,作者在卷二"春场"部分按照时序专门对当时的节日文化和节日生活进行了系统书写,另在一些景观描写中也记述了于兹发生的岁时节日活动。这些记述以较强的可信性、时空结合性、可读性使《帝京景物略》中的岁时民俗记述成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民俗志。当前,如何书写怎样的民俗志成为当代职业民俗学者普遍关心的话题,有必要适当加强一下对传统民俗志的研究,从而将传统民俗志对当代民俗志书写的可能贡献落到实处。     

红山峪村村民生活的浓描与实录--我读《红山峪村民俗志》

中国民俗志的写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是有条不紊、有规律可循的,它与同时期的中国民俗学的教科书采取了同一体系,一般都是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岁时节令、人生仪礼等及其细目的罗列铺陈。除了条目的顺序不同或根据当地资料的多少,每个条目内容的详略程度不同之外,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编撰的民俗志在这些条目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应当算是这些年来中国民俗志写作的特点之一。     

生命经验的裸写：都市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民俗志已经有了多种尝试,并开始注重文艺创作始终力图再现的生命经验和个体感受。裸写的《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给民俗志提供了一个化理论思考于无形的个案。它在事实与理论、观点与资料、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取舍也成为绑在民俗志潘多拉盒子上的导火线。当越来越多的大众读物都声情并茂地书写着生命经验,难逃有机知识分子尴尬位置的民俗学者不得不在学术圈、田野、民间的转换中,直面“平民”、“人道”这些模糊而危险的概念。在阐释学与资料学、学者与民众、人道与自私的裂缝间,关注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志也就具有了实验性与可能性。进一步,正常与不正常也应该是民俗学关注的基本问题。     

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

一直以来,对民俗特性的分析侧重其作为民众创造、享用、传承的结果即“俗”的一面,却并未体现这一创造的过程,“俗”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未解决。高丙中对民俗的概念做了生发,他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大了民俗外延,更是对民与俗之间关系的一种阐释？在此基础上,刘铁梁进一步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书写模式：事实上,身体是民俗学规训的首要对象,更是民俗传承的主要途径,身体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民俗的基本特性。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继承钟老遗志，开创民俗学研究新局面——北师大民俗学专业2001级博士生通过开题报告

在钟敬文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2002年12月23日,钟先生生前招收的最后一批弟子——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业的8位博士研究生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这预示着钟老的事业后继有人,中国民俗学的未来充满希望。 8位博士研究生的选题以民俗志式研究为主,视野开阔,观点新颖,结构严密,准备充分。叶涛的选题“泰山香社的调查与研究”,一改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日期间,他广泛考察日本民间风土人情,积极开展日本民俗研究,先后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在两本著作中,就民俗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将民俗研究付诸实践。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现代民俗学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在中日民俗学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论葛兰西的民俗观

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里有关民俗的论述对意大利民俗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egemonia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首要性、优先性，或可译为“统领权”。从该视角出发，他认为民俗是被统领的下层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的民俗观直接影响了学者德马蒂诺，后者据之提出了“进步性民俗”的概念，应用于无产阶级运动。葛兰西的民俗观使意大利民俗学发生了从研究文本到研究生活的转型，并将继续滋养意大利的民俗学研究。     

民俗志编纂四题

民俗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风俗与习惯。志书为反映深层次化现象而记载民俗事象,以增添志书的社会性和使用价值。本从四个方面论述编纂民俗志应遵循的原则、记述方法,认为民俗志应该把握民俗事象的特征,褒抑分明,纵向记录传承和变化。横向反映风俗全貌。注意民俗的观念系统、行为系统、物质系统的分类,以达到“见善以思迁,见恶以为耻”之“教化”目的。     

民俗文献研究的前沿眼光——读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民俗文献浩如烟海,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整理与研究。在民俗学学科圈内,少有学者肯在这个方面下硬功夫。民俗文献研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民俗文献比较繁杂、零散,不如其他学科典籍文献相对单纯,且时间维度模糊,梳理起来难度相当大;二是民俗文献仅仅是民俗事象的载录,不是学问的书写,对其研究难以进入学界一贯所推崇的“考据”的学术境界,或者说研究者的学问和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显现。而张勃的《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专著则另辟蹊径,瞄准学科前沿,有效地摆脱了这种困境,为民俗文献学研究确立和实践了一种崭新的高度,大大提升了民俗文献研究的学术品位。     

民俗学：眼睛向下看的学问——在田传江同志与北师大研究生座谈会上的致辞

今天我们请来座谈的田传江同志是一位地方学者,既不是北京大学的,也不是社科院的,他是来自山东的一个乡镇干部。我们民俗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眼睛向下看的学问,我们研究的东西主要在底层,如果要理解民俗,不仅需要有理论上的知识,更需要有民俗志方面的知识,就是应该把眼睛放到底层。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黑龙江省志》100部分志编纂任务圆满完成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８日,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省地方志办公室会议室召开会议,终审通过了《公安志》、《方言民俗志·民俗编》两部志稿。至此,《黑龙江省志》１００部分志编纂工作全部告竣。会议宣布本届“省志总编会议”工作正式结束。会上,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齐乃忱代表省志办对“省志总编会议”工作作了回顾,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张向凌对“省志总编会议”工作作了简要总结,副省长马淑洁作了重要讲话。省长田凤山给会议发来了《致〈黑龙江省志〉总编会议的贺信》。 自１９８５年“省志总编会议”成立、省志编纂工作正式全面启动以…     

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

近年来兴起的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体现出我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但在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迫切需要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当代学者应继承古代知识精英"为民请命""以礼化俗"等所表征的神圣传统,通过与民众的视域融合,促进对村落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表达,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对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的葆育作用。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注意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民俗旅游的文化政治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象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亚民俗:学科发展的有机动力

通过扩延"亚民俗"这一概念,民俗学可将"亚民俗"视为民俗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近年来中美民俗学界的交流为背景,梳理了以中美为主线的中外民俗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别指出利用民俗的"传教士"与"学术"交流史上的转折点,强调对跨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的特别关注,即对自我传统的根的认同,提倡自信的、平等的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