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夫人黄惠兰

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家中,顾维钧(1888-1985)是声名最显赫的一位。他曾任驻法、驻英和驻美大使, 1919年,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尊严, 创造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顾维钧一生先后有四位夫人。在他事业峰巅时的妻子黄蕙兰,对襄助其成名功不可没。黄蕙兰女士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其家族及本人的轶事甚多。     

顾维钧的外交事业与家庭生活

正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外交家,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外交界的领袖人物。顾维钧一生结过四次婚,每次婚姻都值得研究,因为在他的外交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似乎有某种隐秘的关联。一、岳父资助留学顾维钧,上海嘉定人,1888年1月29日出生在上海一幢老式住宅中。其祖父是闻名江苏嘉定县(现为上海嘉定区)的仕宦首户,后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中丧生,顾家自此衰落。顾维     

顾维钧拒签对德和约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顾维钧,接受了刚刚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邀请,返回中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1915年,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顾维钧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有人曾问过晚年的顾维钧,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巴黎和会,其女儿顾菊珍说:"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顾维钧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     

四位夫人与顾维钧的外交生涯

正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他于1888年出生在上海,这是一个正在开放的东方都市,东西方文化交融,各种新事物、新思想不断出现。顾维钧从这里走出去,坚定不移地学习政治、法律,之后从事外交工作半个多世纪。历经巴黎和会、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调查团、旧金山联合国筹建大会等一系列与中国命运紧紧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顾维钧的外交事业是凭着自己的信仰努力走出来的,但也颇受一生中四位伴侣的影响。从张氏到唐梅,再到     

浅析志书中的模糊语言

<正> 顾维钧在担任驻美国公使时,有一次参加各国使节的国际舞会,与他共舞的美国小姐突然问他:“请问您喜欢中国小姐还是美国小姐?”顾维钧不慌不忙地说:“不论是中国小     

民国外长们的爱情罗曼史

大凡外交官,一般都仪表俊美,风度翩翩,能言善辩,往往为周围异性所青睐,成为她们追逐择偶的对象。在热闹非凡的民国外交活动舞台上,几位外长导演的爱情罗曼剧又增添了几分别致的色彩。 桃花官运顾维钧 顾维钧称得上是一位民国外交界的“不倒翁”了,他与梅兰芳、汪精卫被时人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究其一生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秘诀,与他二次婚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顾维钧小时候,经人说媒和他父亲同事的一个女儿定下了娃娃亲。中学毕业后,因家中经济困难,其岳父变卖了祖产,供他读完大学后又赴美留学。顾回国后在民国外交部任…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顾维钧

１９２８年张作霖政府倒台后,顾维钧的外交生涯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为躲避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他离国前往欧洲小住。１９２９年初,他应张学良之邀回国。刚到沈阳,张学良就送来了请他担任高级顾问的聘书,但顾维钧婉言谢绝了。不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常常向张学良表明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实际上成了张学良的外交高参。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顾维钧重新登上民国外交的舞台。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顾维钧正住在北平铁狮子胡同自己的家中。９月１９日凌晨６点钟,与幕僚讨论了一整夜,但仍苦无对策的张学良给他来电话,请他立即去…     

在巴黎和会上据理抗争的顾维钧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脏会议。列强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议决日本继承德国在我山东的一切权利。消息传至北京,群情激愤,由此掀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近代历史也从此展开新篇章。在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力挫日本代表,与美、英、法三国首脑进行抗辩等种种往事,值得回顾。1918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启程赴欧,行前命驻美公使顾维钧迅赴巴黎。同时电告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维德、驻德兼驻丹麦公使颜…     

1947年6-7月顾维钧为接洽美援事致外交部密电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内战,国民经济迅速崩溃,争取美援成为外交工作的重心。本馆所藏1947年驻美大使顾维钧致外交部密电,对此有一定反应,特辑出供研究者参考。     

1947年6—7月顾维钧为接洽美援事致外交部密电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内战,国民经济迅速崩溃,争取蔓援成为外交工作的重心。本馆所藏1947年驻美大使顾维钧致外交部密电,对此有一定反应,特辑出供研究者参考。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 0 0年 9月 15日至 17日 ,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上海嘉定区文化局联合举办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内地与台湾的4 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 30余篇论文 ,涵盖顾维钧外交生涯的大部分时段 ,并涉及民国外交史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兹就会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述评如下。一巴黎和会不仅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界碑 ,也是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亮的光点。近年来学术界对此课题虽已有不少很好的研究 ,但仍有进一步探讨…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第一笔借款的由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抗战进入极其艰难的相持阶段。恰其时,美国给予中国第一笔战时借款,给中国抗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那么,这笔借款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由时任驻法大使顾维钧引起,陈光甫直接商谈,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外交保证共同完成的。     

将军大使王幼平

王幼平(1910—1995)，山东桓台人，是新中国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任所最多的驻外使节。在他3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先后担任我国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和苏联七国大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联合国战罪委员会重庆分会成立中的权利之争——以顾维钧为中心的研究

1944年1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在伦敦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却遭到英国的阻挠。虽经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交涉,最终促使战罪委员会通过了在重庆设立分会的议案,但英国及自治领为维护在远东的霸权,极力削弱重庆分会的权利。为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国政府应有的权利,顾维钧据理力争。远东及太平洋分会是《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后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置的国际组织,是战时中国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成立不仅揭示了国际社会审判战犯的诸多细节,而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战时中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的曲折历程。     

中国代表团出席国联第十九届大会总报告暨金问泗在第二委员会上的演说词

1938年9月,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国联第十九届大会,事后编成总报告书一份,分述会上讨论与中国有关之重要问题。国民政府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金问泗曾在本后大会第二委员会上发表演说,说明日本侵华对在华外人权利之影响及中方如何克服图难致力于经济建设之情况,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战时中国的了解与支持。本刊特予刊出,以期对研究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参与国际组织并利用其发挥外交作用有所裨益。     

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前,甚至在欧战期间,身为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即一直注视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力图为战后的中国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位,并争取为中国从列强手中收回一些权利,特别是原来德国在山东拥有的权益,作尽可能的探索与研究。 首先,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一个由他主持的研究小组,着重研究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山东主权等问题。在顾维钧看来,探询和研究协约国各国政府关于战后建立一个确保未来世界和平组织和世界新秩序的动向,对中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要求研究小组成员们尽可能收集各种资料,包括美、英等国不时出版的各种计划草案,对之进行研究分析,     

外交家顾维钧的家产

众所周知，跃登于民国政坛的顾维钧（１８８８－１９８５），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外交家。因此，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他无疑又是大家公认的富翁，但顾维钧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日记里，却有一段颇堪玩味的文字：“至于说我的财产总额，过去三十年来，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都认为我是个富翁。不过假如我把实情告诉他们，他们定然感到吃惊和失望，因此我不想破灭他们的幻想。”在此显然有了一份难以启齿的苦涩。 事实到底怎样呢？　　　　　　　一 说到顾维钧的家族产业，当从乃父顾溶的经商发家叙起。 始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因遭太平天国运…     

北洋政府时期顾维钧与中俄建交交涉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中国政府开始摆脱封建落后的状态,并成功地加入了国际社会。同时中国新一代的职业外交家逐步成熟,顾维钧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对于推动这一时期中俄建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使他自己在国际社会享有极高声誉。     

《顾维钧回忆录》的成稿与出版

《顾维钧回忆录》,这部600多万字的长篇巨著,以主人公历尽大半个世纪的履历,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轮廓,凸显了一段独特人生在时代衬托下的真实意义。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1888-1985) 从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一路走来,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历任外交要职,     

顾维钧联美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顾维钧是民国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国际政治家 ,其联美外交思想有一个发生、发展及其具体运作的过程。通过考察顾氏联美外交思想来检视当时的中美关系 ,并作出与之相应的价值估量 ,可作为当代外交有效运行的历史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