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者古诗之流”再探——论汉人的赋体讽谕观

本文结合班固的思想和汉代赋作状况从新思考"赋者古诗之流"的内涵和价值。本文认为,班固"赋者古诗之流"意在阐发赋体讽谕观,并非一个立足于汉赋现实的文体源流判断,只是经史学家对赋体文章提出的理想的政治要求。汉赋之"赋"源于《诗经》"六义"之"赋",以敷布铺陈为基本手法,普遍呈现出靡丽的文体特征。在经学背景下,汉人赋论执着于理想的"讽谕"而批判现实的"靡丽"。由于讽谕的创作手法与文学性文体有密切关联,使得以讽谕为依据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文体归类意义。     

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

我国元代盛行的藏传佛教——喇嘛教"梵式"造像,是喇嘛教教义的形象化体现。喇嘛教是印度显、密佛教同西藏本土原始宗教本教混合的产物,虽属中国佛教的一支,但独具特色。它在元代因蒙古统治者崇信而盛行东土,汉人却少有信奉的。明代政府严禁汉人信奉喇嘛教,清统治者虽定其为国     

清太祖御用剑与清太宗盟书考

一、清太祖御用剑考(一) 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太祖高皇帝御用”剑(图一),是至今保存下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遗留下来的唯一珍品,经鉴定已列为国家一级藏品。该剑铁质,全长80.5厘米,刃长58.3厘米,刃宽3.1厘米,柄长19厘米,柄宽8.3厘米,镡长6厘米,镡宽9.5     

论六谕和明清族规家训论

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是明代基层教化的教旨。由于切近家庭伦理,六谕在16世纪开始出现在士大夫编纂的族规家训中。地方官主导下的乡约,一方面以六谕为精神内核,一方面又多以家族为实施单位,以及朝廷以六谕训宗人的风示,都推动了六谕与族规家训的进一步融合。族规家训以各种形式接纳六谕,同时又在对六谕的诠释中体现其宗族法规的特性。     

古代官府下行文书“谕”之功用及体式探讨

“谕”在春秋时期就被用作传达天子命令的下行文书之一,此后各朝都有使用,明清两朝是谕文的兴盛时期,并一直被沿用到民国时期。其功用主要为传达上级对下级的通知、命令、训诫和指示等。但谕的功用和体式在不同朝代而有所差异,因此本文结合汉至清留存的谕文实物,对各朝谕文的功用、体式等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研究,以期清楚地总结其功用和体式,探寻其演变的内在规律。     

清朝八旗 谁是老大

正八旗制度是清朝独创的兵民合一的政治行政与军事组织,出征时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以示区别,所以又称"八旗"。其中正黄旗、正红旗、正蓝旗、正白旗为纯色;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为正色镶红边;镶红旗为红色镶白边。起初只有八旗满洲,后来被征服的蒙古人、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但其核心还是八旗满洲。八旗制度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完备于     

漫谈满文墨

契丹用汉人隶书之半作文字数千,辽太祖(耶律亿)制契丹大字,金太祖(完颜旻)制女真大字,金熙宗(完颜亶)制女真小字,这些文字都是脱胎于汉字,今已失传。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用蒙古字制满文,起初额尔德尼等曾表示为难,主张用满洲语制满洲字,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用蒙古字合满洲语音联缀成句,因文见义,于公元一五九九年开始创立满文。清太宗(皇太极)旋命达海等增加圈点,加     

《史记》老庄同传发覆

庄子归属于老子的道家学派是汉代人所做的学术分野。汉人整合老庄的过程中,《史记》对老庄申韩的同传而书无疑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作用。《史记》归庄入老并不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读懂《庄子》,而是他看到却又舍弃了庄学的思想核心,认为那些不过是空洞虚无的"寓言"而已。这其中的原因,一则是源于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与儒道斗争的社会现实;一则是其"务为治"的指导思想导致了老庄的同传而书。     

追本溯源史籍渊薮 ——写于《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即将出版之际

《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是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本和《满洲实录》4部清太祖实录汇集而成,经扫描复仿真制版后,即将印刷出版发行.其中《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和《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本属首次公布.此次清太祖满文实录的影印出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辽宁民族出版社合作完成,这4部清太祖满文实录是研究清入关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清代官修典籍版本和满语满文方面的稀见资料,具有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这样珍贵的历史资料的出版,有助于更好地整理和保护珍贵的满文古籍文献,进一步推进相关学科的研究,同时为广大读者创造便利的查阅条件.     

清太祖太宗时满蒙婚姻考

满蒙联姻这一历史现象,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对清太祖太宗时期的34次满蒙婚姻,就曾有多人进行过较详的研究。最近,当我们在查阅清宫档案时,发现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人数和次数远远超出以往学者所论及的范围。量化的相对精确,有助于历史面貌的相对清晰。因此,我们在《清皇室玉牒》的基础上,参照《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清实录》、《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史稿》等文献,对清太祖太宗时期的满蒙联     

略谈流入高句丽的汉人群体

高句丽王国建于汉末、亡于唐初,700多年间,有大量的汉人群体因为各种原因流入高句丽。总体上看,东汉末年～西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隋末是汉人群体流入高句丽最集中的四个时期;而战争掳掠、失意避难、避乱来投、战争被俘是汉人流入高句丽的四个主要原因。高句丽对于流入汉人群体的安置也有着自身的特色。     

浅谈萨哈廉

萨哈廉,又称萨哈磷,爱新觉罗氏。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五月二十五日。系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礼亲王代善三子。隶属正红旗。萨哈廉从小聪明伶利,酷爱学习,通晓满、蒙、汉文字。在"清朝开国"过程中,战绩卓著,政治上尤多建树,深为皇太极器重,是满洲贵族中著名的贝勒之一。驰骋疆场的骁将在努尔哈赤晚年,萨哈廉在征蒙古、略明边、安抚归降汉人中屡建功勋,显露锋芒。因此,由台吉晋封为贝勒。天命十一年（１６２）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萨哈廉是积极扶住他登基者之一。十月,喀尔喀蒙古扎鲁特部屡背盟约,劫…     

一迭被世纪风云湮没的宁国府谕札

广德发现的清咸丰五至七年宁国府谕札是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前后太平军皖南军事活动的倒影。五折谕札再现了太平军攻陷徽州、战略放弃芜湖,后又败走宁国府的三次战事,反映了太平军在天京事变前后军事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所受到的沉重打击,各反动势力之间由此而产生的深刻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革命领导集团的分裂、各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五折谕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元代回回人汉化新论

元代回回人的汉化要放在回回人当时生存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回回人来华未久,与汉人在宗教、礼俗上的差别很大,因此在小范围内自成聚居,并同汉人之间彼此隔绝。而汉化则是由许多客观因素造成,主观因素并不明显。另外,元代汉人学者关于回回人的著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摒弃了非汉化成分,夸大了回回人的汉化。     

论努尔哈赤用人

一 如何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兴衰的大事。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凭他非凡的才能和智慧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总结历代王朝在用人上的“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坠)诸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知人善任,随材器使”的用人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使文臣武将云集,佐助努尔哈赤完成统一大业,对建立和巩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癸未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付遗甲起兵,当时的形势是“兵不过百”,更兼其“一祖所生六贝勒之子孙亦欲杀朕,屡施毒手,竟未如愿,于是各处之满洲、汉人皆存杀朕之心,相继攻伐。”可谓内忧外患,处境十分艰难。可是经过三十六年的征抚,竟基本上统     

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和汉人遗民的去向

乐浪郡是西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在朝鲜半岛设置的汉代殖民地,王莽新及东汉、魏、晋诸王朝也相继承,直到西晋末年313年灭亡,共约420年,作为半岛上汉人势力的一个大据点而存续下去。这期间,3世纪初在乐浪郡的南方分置了带方郡,韩族、秽族、直至海东的倭人都知道汉人的威势。在远离中央权力的边地,420年这么长的时间,汉人的统治是不可能一贯安泰的。早在1世纪前后,高句丽和秽族就开始不断骚动,在中国王朝交替的混乱时期,势必要出现原住民对汉人统治的激烈反抗。本文着眼于半岛原住民的反抗,在考证乐浪、带方郡历史的同时,也追寻一下与这二郡的兴亡共命运的汉人的去向。     

民族整合与文化认同:努尔哈赤汉人“恩养”政策

努尔哈赤在起兵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即对据城不降的汉人实行野蛮、残忍的屠杀政策;对归降的汉人实行"恩养"政策,并以严法打击女真人侵犯汉人生命、财物和妇女贞洁等事件。在"恩养"的同时,汉人也被吸纳到后金的政权建设之中,承担起地方治理、教习"军令法纪"和传播中原文化的责任,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原文化中"孝悌"之道、为政以德和惩恶扬善对努尔哈赤等女真人的影响。而随着女真人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加深,民族之间的整合也在曲折中前进。     

从“归附汉人”转到“汉军旗人”——以“盛京出生”者为中心

汉军旗人大部分是投降、被俘虏、被掠取或主动归附于清朝(后金国)的旧明朝官民及其儿孙,他们成为"归附汉人",在清初通过入旗而"满化"。本文以"归附汉人"中的高级将领及其继承者为考察的重点,认为鲍承先、祖泽润、王世选、蔡士英等,归附后不得不与汉地的妻子儿女分离,而在盛京另行娶妻生子。且在遇有袭替世职时,鲍氏、祖氏、王氏家族,都不选汉地(旧明朝时期)出生之子,而是以"盛京出生"之子袭替,另建新的旗人谱系。这一反映清初"汉人满化"的现象,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     

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

本文论证,乾隆皇帝之生母,并非汉人"钱氏",乃京畿宝坻县汉人彭氏所生之女,生父是满人钮祜禄氏凌住。由于凌住及其上辈有汉人血分,因而此女的汉人血分也较多,她与雍亲王胤禛所生之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也有汉人血分,而且其汉人血分稍多于满人血分,并有少量蒙古血分,是满汉蒙混血。文章认为,留存于现今的雍正帝册封弘历生母为汉人"钱氏"的谕旨资料,疑问颇多。之所以谕旨中出现"钱氏"字样,实际情况当是,面承雍正帝册封嫔妃口谕的贝子允祹,因速记、简写受封者钮祜禄氏为"钮氏",字迹潦草,交官吏撰拟谕旨草稿,形近而讹,误写为"钱氏",草拟册文,也沿用"钱氏"二字。在将册封文镌刻于"金册"以赐予受封者时,才发现误写,主管此事的允祹难辞其咎,因而在册封嫔妃之事上因"误写妃姓"而被惩罚。乾隆生母为汉人彭氏所生一事,也是清廷虽禁止满汉通婚而实际存在满汉结姻的较重要史实。     

碑林藏两方《元辅昌墓志》释读

西安碑林收藏有两方《元辅昌墓志》,一为砖志,一为石志,两者间隔35年。时过境迁,志文传达的信息趋于丰富,而石志因其撰写者为元代名儒同恕而平添了"作品"的意义,亦赋予了撰写的"行为"本身更多的社会意义。将这两方墓志综合释读,对于了解志主生平、婚姻家庭,彼时特定的政治历史境况,元代汉人士大夫作为"事实精英"在乡里社会的影响力等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