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隋唐文化史》

赵文润教授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山版社出版的《隋唐文化史》,前所未有,颇具特色。 有关隋唐文化的专史,既是初次问世,首先应该肯定作者的开创之功。其次,就内容说,各种中国通史或教材虽然也都有文化史专章,但用其隋唐部分和这本专史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细。该书增加了大量的更新更多的内容,使人们稍加翻阅就有面貌一新、内容丰富的感觉。例如,“隋唐饮食文化”、“隋唐人的娱乐”、“隋唐人的文化素质”等专章,都是各种通史或教材未曾谈到或很少涉及的。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歧异探析

“史法”与“史意”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术语,是研究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异同关系的关键,也是把握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本从章学诚所界定之“史学”涵义入手,认为“史意”是针对一家述而言,“史法”是针对馆局纂修而言,“史法”与“史意”能够体现出章学诚与刘知几的分歧所在。     

文化史学之学科渗透及其边界

正中国的文化史学科发韧于20世纪初。1914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了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化史》。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曾在1926年前后著有《中国文化史》及《文化专史及其作法》等文。梁启超是在20世纪初对文化史学的学科内涵与学科边界理论探讨较多的学人之一。1936—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云五等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五十余种,体例庞大,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史的大部分内容,算得上是民国时期文化史学研究之集大成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至4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有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试论“巴讴”与“巴人”

试论“巴讴”汉晋人著作中 ,言及有所谓“巴讴”、“女翟舞”者 ,是研究古代巴蜀地区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不可忽视。略引二条 :扬雄《蜀记》 :“蜀之先代人椎髻、左语 ,不晓文字 ,女翟讴歌 ,巴土人之歌也”。左思《三都赋·魏都赋》 :“(巴人 )或　 (椎 )结而左言 ,或镂肤而钅赞发 ;或明发而女翟舞 ,或浮冰而卒岁”。“女翟讴歌”简称“女翟讴”、“讴歌” ,既是“巴土人之歌” ,亦可称“巴讴”。“巴讴”是古代巴蜀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人类的原始社会 ,当艺术刚从劳动中产生出来时 ,诗歌、音乐、舞蹈还未发展为独立的…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梁漱溟与冯友兰晚年的一次会见

梁漱溟、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两个耀眼的名字,两人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年龄相近,冯友兰生于1895年,梁氏长他两岁;同为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旧人”,梁漱溟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入北大教印度哲学,冯友兰则在此前两年考进北大学习中国哲学;同为     

背“户”重文洪化通宝钱赏析

洪化通宝,清初吴三桂之孙吴世瑶洪化年间（1678～1681年）铸。除了光背,洪化钱另有背“户”、“工”、巨星、“壹厘”及铅质等数种。笔者集得洪化通宝背“户”重文钱一枚,该钱径25mm,穿径5．5mm,厚1．1mm,重3．7g。其背“户”字重文。重文,指钱身上出现重复钱文,又称摇头,是“因为范身上有重复印痕而致”。范身上的重复印痕,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据有关资料介绍,铸钱使用母钱印模,起模时,因为母钱发生移位,或者母线脱落,使印模面文或背文移动变形,或者出现重叠的印痕,致使浇铸后的钱币身上出现钱文重复的现象。另一种说法：也可能是钱范合模时,上下模发生移位,致使钱币面文或背文形成重复。     

“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

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物化遗存,是观察、研究史前与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最重要手段,民族史、文化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①。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考古学对于新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梳理,重构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历史,重构中国民族史的基础框架。从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的描绘,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考古学对于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货币出新作 文化有传承——读王纪洁《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货币卷》

正王纪洁《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货币卷》,近期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开明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系列丛书之一。这套系列丛书是国家出版基金"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共60余卷,是一套基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等物质实体而书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包括通史和专史两个系列,本书即是专史系列的一个分卷。此书原本希望我来承担,因无暇顾及,故推荐由王纪洁承担。我对王纪洁及她的学术研究还是比较了解的,她自走出校门后就一直在钱币博物馆工作和学习,共事期间,我们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1958年到1960年,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兴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作为曾在化领域“大跃进”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全民写诗运动,它的兴起和发展都是与毛泽东的直接提倡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在医学与社会中发现人的声音——《伤寒玛丽》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启益

玛丽·梅伦是北美在20世纪初发现的第一位“健康的伤寒病菌携带者”,其故事在美国被大众所熟知,“伤寒玛丽”一词被用于指称携带病毒并对周围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而在社会中广泛使用。在20世纪末艾滋病流行,医学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下,美国医学史家朱迪斯·W.莱维特重新书写“伤寒玛丽”故事。《伤寒玛丽》围绕玛丽被发现、追踪和长期隔离的过程而展开,从科学、政治、法律、社会认知、媒体、玛丽个人等不同角度呈现“伤寒玛丽”的不同叙事,展现医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吸收新文化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基于对史料的细致分析以及叙事手法的运用,发掘历史中人的声音。重新阅读该书,将为国内医疗社会史学者提供直接的借鉴,并从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启发国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开创民族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纪要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0月6日至10月11日在云南大学召开.会议期间,代表们主要围绕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的任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历代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评价以及加强对近代和当代民族史的研究等三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代表认为解放后30多年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近10年来民族史的研究最繁荣。出版的少数民族专史、古代民族史、地区民族史、少数民族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共200余部,发表论文1万多篇。此外,近年来出版的中国通史、专史、大百科全书、各类辞书、教科书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民族史的内容,反映了民族史研究的新     

世变与史学: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973年以来的台湾抗战史研究,深受世变的影响,概略可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政策推动,研究起步”,自1973年起,由于官方开始提倡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抗战史研究随之开展.第二阶段“政府开放,多元发展”,1988年前后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经20世纪90年代台湾民主化政治禁忌解除、档案开放及更多学人的投入,抗战史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第三阶段“官方领导,研究结集”,2008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一度沉寂的抗战史研究在官方提倡之下达到巅峰,“国史馆”集结台湾学者所论,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是台湾抗战史研究的里程碑.第四阶段“主题计划,共同研究”,自2016年迄今,官方提倡不再,民间维持着抗战史料的出版与学术活动,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借主题计划与共同研究,继续推进抗战史研究.     

丰碑永存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曾震惊世界。然而如何评价百团大战．在过去的党史研究上,曾经毁誉不一。本文记述了百团大战的过程,并称之“丰碑永存”。对于历史研究,本刊提倡以真实为前提,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

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 ,是否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 ,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 ?这一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是 :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 ,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 ,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 ,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历史脉络 ;研究思路从关注“创造性思想”的唐宋 ,到关注“妥协性思想”的宋明 ,会刺激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范围的更大拓展。这种视域或时段的改变 ,能引起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