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拆迁与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联明村为例

目前,上海正在大力推进城中村拆迁改造,城中村作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地,其拆迁改造势必对外来人口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基于上海市联明村问卷调查数据,以外来人口视角,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了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流动特征、居住选择的变化,以及城中村拆迁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在上海有着明显的就近搬迁和在城中村之间转移的特征。房租便宜超过职住邻近成为影响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首要因素,但两者对外来人口的居住决策均起到决定性作用。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条件考虑较少,但相较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外来人口对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考量逐渐减少。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广州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广州市人口普查街道(部分居委会)数据总结1990-2000年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时空特征:隔离程度呈增加趋势,核心和外围区隔离程度及变化差异大,散点状为主的空间模式,并呈现异质性和非稳定性的社会特征。通过典型社区问卷访谈,对比外来人口与户籍低收入人口,建构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显示户籍的属地差别是产生隔离的根本原因,与户籍属地管理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住房政策共同构成了排斥的制度环境,限制了外来人口的住房选择,把其推向低端私人租房市场。在有限的居住选择下,交通和经济等个体择居要素影响了隔离空间的分布和社会特征,以城中村为代表低端私人租房来源的布局特征决定并固化了隔离空间的分布模式。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

非正规住房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现象。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大量村庄被纳入城市并以"城中村"的方式成为我国城市的非正规居住空间。"城中村"非正规住房作为规划外的住房发展方式,在承担特殊的住房供应职能的同时带来各种环境、经济、社会和管理问题。论文在梳理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从制度—市场—社会的视角剖析"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形成与演化的影响因素,并运用"结构—能动性"理论总结"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形成演化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     

199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变化趋势

1992年之后,我国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发生了深刻变化。居民购房公平自由,私有住房的比重急剧攀升,住房设施日益完善,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居住开支迅猛增长,城镇居民居住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受不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在居民居住消费过程中,一些诸如住宅私有率过高、住宅面积过大、一房伴终身等严重脱离实际需要和基本国情的问题日益突出。     

呼和浩特市不同来源地蒙古族移民的居住融合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在民族工作新思想引领下，族际居住融合成为“互嵌型社区”直观且关键的空间表现形式。然而，当前相关探索存在群体同质化的认知论误区，由此本文结合社会表征理论，尝试探究族群内部的异质性。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法获取原始资料，利用多群组SEM分析等方法，探讨不同来源地蒙古族居民居住融合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①呼包鄂城市群辐射区移民的融合意愿最高，科尔沁农牧混合区移民的融合意愿次之，而锡林郭勒牧业区移民的意愿相对偏低，但并未出现显著的分异状况；②社会经济地位、文化适应、文化留存和住房偏好等因素对不同来源地蒙古族移民居住融合的影响路径、影响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广州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居住迁移是家庭居住消费的空间调整过程,也是城市重构的基础动力,是西方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利用2001年和2005年在广州市进行的家庭住房问卷调查结果,文章分析了居住迁移空间特征、方向特征以及居住迁移方向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广州市居住迁移空间以就近迁移为主,在同一行政区范围内和邻近行政区间的迁移比重非常高,但从阶段演化来看,就近迁移有弱化趋势。迁移方向以老城区内和外围区内的迁移为主,其次为以老城区向外围区迁移。住房产权、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和迁移时间对居住迁移方向的影响显著,居住郊区化与住房自置率提高有关;单位房和房管局房建设是郊区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跨地区生计视角下流动人口在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的时空特征

基于流动人口流入地福建省的问卷调查数据与流出地河南、安徽两省的调研资料,采用生存分析方法、空间可视化与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流动人口在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村庄内建房或在县城（镇）内购房是一较为普遍的现象,建房率明显大于购房率,且存在较为明显的住房闲置现象;在时间特征上,2005年以前的住房投资行为较少,而2005年以来渐多,购房比建房需经历更长的时间跨度,特定时期内的住房政策能推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在空间特征上,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存在区位优化选择倾向,且建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数量多于购房。最后,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西方城市居住行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住房市场化转型使中国拥有了一个相对独特的住房制度环境,对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居住状况和民生福祉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政府明确强调需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而这需要对城市居民微观居住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居住行为作为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相关研究虽不断涌现,但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总结。本文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刻画了居住行为研究热点的演化,从居住迁移、住房产权获得、住房生涯三方面对西方相关研究进展和前沿进行评述,并进一步梳理了居住行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以深化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机制的理解;在总结中西方差异的基础上,对中国现有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现有住房政策,分别从理论、内容、数据和方法三个方面对未来中国居住行为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旨在引起学术界对居住行为的关注,为推动中国居住行为研究理论构建、理解社会空间重构机制提供参考。     

国内外城中村研究进展及展望

从国内和国外两条线回顾城中村相关研究进展。在国内研究综述方面,分别从对城中村现象的认识、城中村形成机制、城中村改造及发展建议三个方面概括各阶段学术界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在国外研究综述方面,按照自助型居住区研究、城中村流动人口居住研究、及城中村土地利用研究三个主题进行文献综述。通过回顾现有研究成果,指出基于城市地理学理论的城中村研究,在理论支撑方面需建立明确和多样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内容方面应选择更深层次的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应加强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     

西安市新城市贫困多维评估

本文运用FGT指数法和AF多维贫困测度法对西安市主城区收入贫困和典型贫困区多维贫困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1)主城区收入贫困空间与城市发展相对较晚的地区、城乡交错的边缘区、内城衰退区、城中村及老工业区耦合;(2)住房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次依次为暖气、电器资产、教育、职业、给排水、卫生设施维度;教育指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最大,是主要的致贫因素;(3)老城衰退区(解放门)和外来人口聚集区城中村(鱼化寨)是多维贫困最严重的地区,退化的国企老工业区(纺织城)相对较轻。经济发展历史格局、城市发展政策导向、转型期社会制度变迁等是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太原市城中村村民休闲活动的调查研究

在现代社会,娱乐、休闲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方式,而且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城中村村民作为其活动主体,他们的休闲活动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因此,对城中村村民休闲活动的调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立足于太原市城中村,通过对城中村村民休闲活动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休闲活动的丰富化和知识化,以提升太原市城中村村民的休闲活动质量。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住房紧张问题及其初步缓解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的住房紧张问题非常严重,群众对此意见极大。党和政府依据《宪法》,落实私房政策;加大住房投入与调整供给模式,扩大住房供给;进行危旧房改造,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等措施,初步缓解了城市住房紧张问题。但由于重工业优先战略下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失调、住房商品化与福利分房制度并行条件下职工个人购房动力不足等因素的制约,未能使住房紧张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然而这一阶段的改革实践为此后的住房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青海省循化县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青海省循化县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影响循化县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采用Probit回归对循化县五个村共101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循化县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土地依赖性、距离县城的距离和家庭农业人口数密切相关。分析研究结论并就解决循化县土地抛荒问题和农户增收给出政策建议。     

重庆主城区社会空间结构分析

以重庆市主城区社会空间结构作为研究对象,以五普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因子生态分析手段,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重庆主城区社会区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2000年重庆主城区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有蓝领人口因子、白领人口因子、居住条件因子、外来人口因子4个;将2000年重庆主城区社会区划分为六个主要类型,其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马赛克和圈层"结构,内圈表现为马赛克分布,被外圈农业人口分布区所包围。从主城区层面上看,社会区分布表现出一定非规律性;在组团内反映了一种内在的规律性。     

住房制度改革对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影响

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住房制度改革后,城市居民可根据自身社会经济特征和消费偏好,选择居住区位和住房与邻里质量,住房选择行为相对自由化。商品房的开发在住房制度改革后得到鼓励,房产商在政府宏观调控指引下,自主选择投资区位,建设不同层次的住房和邻里,以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居住需求。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工龄的职工在享受房改房的机会明显不同,造成享受者和未享受者住房条件的差异,从而形成居住分异。公共部门的干预使得住房类型构成多样化,出现了经济适用房、房改房和廉租房等资助房,与商品房并存;种种约束条件使得社会群体在不同类型住房中分布并不均衡,形成居住分异。     

信息通讯技术对城中村女性居民活动空间的影响研究

21世纪以来,信息通讯技术（ICT）的飞速发展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居民日常活动时空特征的重构。本研究利用北京城中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首先,通过归纳城中村女性居民网络活动特征,发现具有年轻、未在婚姻关系内、受教育水平高、经济状况较好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女性是进行上网活动的主体人群。其次,运用计量模型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发现ICT不是居住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但能减小女性休闲娱乐活动空间的制约。此外,网络购物对实体购物的补充作用大于替代作用。随着ICT影响的日益扩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城市规划管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基于活动空间的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

人本导向的动态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城市居住分异视角切入,以南京市单位小区、传统社区、城中村、保障房和商品房小区的不同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居住地、工作地、其他日常活动地点以及主要活动路径上的蓝绿空间品质,交叉对比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收入群体获得的蓝绿空间品质差异,进而研究蓝绿空间质量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基于活动空间测度的不同社区类型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明显,但不同收入群体蓝绿空间品质差异不显著;活动路径的蓝绿空间要素比活动地点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更大。     

北京市居民租赁住房可支付能力及空间分异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租赁住房市场被严重边缘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彰显了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特征。住房租赁市场成为研究热点，而居民的租赁住房可支付能力是其关键。本文将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商品性租赁住房合为一体作为研究对象，从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现状出发，客观评价不同人群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最低非住房消费标准、住房补贴比例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定义人均租赁住房可支付能力指数，用于评估不同人群的可支付能力。结合目前的租赁住房市场的供给情况，运用GIS软件分析居民可支付能力的空间特征，分析北京市现有租赁住房与居民租房可支付能力匹配情况，对于合理制定多层次租赁住房市场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北京城市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可达性研究——基于GIS网络分析方法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采用GIS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具有中低收入群体特征、居住在保障性住房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和私家车方式,到达各类医疗设施的就医可达性。分析结果显示:从出行方式来看,采取私家车出行的就医可达性高于公共交通。从就医可达性的医院等级来看,三级医院的可达性明显低于社区医院。从就医可达性的空间分布来看,位于城市中心、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居民,其可达性相对较好;位于城市高速路沿线的保障性住房汽车出行可达性较高、但公共交通可达性相对较差。从就医可达性的时间上看,建设年代偏后的保障性住房就医可达性差。通过这些分析发现,居住在保障性住房、选择公共交通的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出行更加不方便。     

北京城市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可达性研究——基于GIS网络分析方法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采用GIS 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具有中低收入群体特征、居住在保障性住房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和私家车方式,到达各类医疗设施的就医可达性。分析结果显示：从出行方式来看,采取私家车出行的就医可达性高于公共交通。从就医可达性的医院等级来看,三级医院的可达性明显低于社区医院。从就医可达性的空间分布来看,位于城市中心、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居民,其可达性相对较好;位于城市高速路沿线的保障性住房汽车出行可达性较高、但公共交通可达性相对较差。从就医可达性的时间上看,建设年代偏后的保障性住房就医可达性差。通过这些分析发现,居住在保障性住房、选择公共交通的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出行更加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