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接壤区反贫困策略

陕甘宁接壤区是西部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2000年末仍有50余万人口未能脱贫。文章在分析本区贫困问题现状基础上,提出未来反贫困的主要途经是:转移贫困人口,减少贫困区人口数量;加快交通建设,提高贫困区与外界的空间可达性;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发展特色经济;加速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发展旅游业。并相应提出新世纪反贫困的制度创新对策: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放弃粮食自给;赋予地方政府对大型矿藏资源的较大支配权。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的贵州贫困地区自养模式的研究--留守儿童参与当地志愿者组织

<一>、贵州贫困困境概述贵州是我国较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虽然近三十年来,贵州省贫困状况较过去有很大改善,但目前仍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深的省份。导致贵州地区贫困和制约贵州地区脱贫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地理环境恶劣,不利于生产发展,脱贫难度大;自然灾害频繁,返贫率高;扶贫对象瞄准机制不健全,扶贫资金缺口大,资金利用效率低;教育水平落后,且存在教育致贫现象。物质和人力资本存量极低、教育质量低下、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边缘劣势地位,使得贵州贫困地区形成一个闭合性的“贫困困境”,因而在一些贫困地区贫困现象极具顽固性。截至2011年,按照国家调整后的贫困划分标准,贵州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33%,其中农村贫困人口1149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9.4%。     

西安市新城市贫困多维评估

本文运用FGT指数法和AF多维贫困测度法对西安市主城区收入贫困和典型贫困区多维贫困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1)主城区收入贫困空间与城市发展相对较晚的地区、城乡交错的边缘区、内城衰退区、城中村及老工业区耦合;(2)住房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次依次为暖气、电器资产、教育、职业、给排水、卫生设施维度;教育指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最大,是主要的致贫因素;(3)老城衰退区(解放门)和外来人口聚集区城中村(鱼化寨)是多维贫困最严重的地区,退化的国企老工业区(纺织城)相对较轻。经济发展历史格局、城市发展政策导向、转型期社会制度变迁等是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海外视域下的中国贫困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带领人民向贫困宣战,成功使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海外学者、国际人士对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予以了广泛而持续的关注,既充分肯定了中国的减贫成就,分析了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同时也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对比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减贫模式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梳理海外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全面的认识、推动中国减贫事业的发展,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减贫的故事,分享中国减贫的经验,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旅游LR-NS-FA空间错位的组合矩阵分析

以"选美中国"、国家旅游局4A-5A级景点和2004-2005年各省区入境客流量和旅游收入的统计资料为依据,采用3个组合矩阵分析了中国旅游景观资源、名牌景点和旅游财务业绩的空间错位。结果发现:景观资源≠名牌景点,我国自然美景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但名牌景点较为贫瘠;相反,东部地区名牌景点众多;名牌景点与旅游财务业绩之间在等级分类表上具有某种正相关性,但也存在空间错位性,华南各省区客源区位优越,旅游财务业绩的市场占有率高于名牌景点丰度;我国景观资源与旅游财务业绩之间的空间错位较为复杂,新疆、西藏等省区景观资源"诅咒"较明显;广东、上海、北京等省区景观资源贫瘠旅游财务业绩高,云南、福建、浙江等省区旅游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景观资源优势,宁夏、江西等省区在景观资源和旅游财务业绩上均处于较不利的地位。     

西安市微区域收入及贫困空间格局研究

以街道办事处为研究单元,以居民收入数据为基础,采用FGT指数法和矢量数据符号法,分别从收入等级、收入差距、贫困程度等方面对西安市主城区的收入及贫困空间格局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1收入等级空间特征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中心城区,高低交错";②街道办之间平均收入差距不大,街道办内部个人收入差距较大;③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老城衰退区、老工业区、城中村棚户区及近郊城乡交错区;④收入高低、收入差距分别与贫困程度呈现反比和正比关系。本文的研究为政府部门从街道层面制定脱贫对策提供参考。     

新中国前30年减贫的历史性贡献及经验启示

新中国前30年是向贫困宣战的30年.新中国反贫困并非只是小规模救济性扶贫,而是制度变革式、生产发展式和全面建设式扶贫减贫.这些宏大的减贫工程,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极端贫困状况,实现了从低人类发展阶段向中下等人类发展阶段的跨越,为摆脱贫困和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前30年减贫经验为改革开放以来改革扶贫、开发扶贫和新时代精准脱贫提供了重要启示.     

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是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主要表征和关键内因，在当前乡村振兴初期和脱贫攻坚决胜期，深入探究二者间互动关系，有助于了解乡村发展阶段，缓解深度贫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本文以宁夏同心县为例，采用MPI和人口空心化综合评价法测算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程度，并进行耦合发展空间分析和影响因素探测。结果表明：①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程度呈现低、中、高3种趋势交替出现的“北低南高”空间分布格局，高度耦合区多集中于南部山区；②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与耦合度空间分布基本吻合，贫困地区乡村普遍处于亚健康和非健康发展状态；③农村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是影响乡村发展的基础因素，区位条件是其重要因素，经济基础则是其决定性因素，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增加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复杂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

村级尺度上探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贫困之间的关联特征以及二者耦合作用机理,是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的重要一环。本文分别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多维贫困综合发展监测模型,结合时空探索性分析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综合揭示两者的时空发展分布特征及其耦合关联关系。2015—2018年研究区内58个行政村的实证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内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呈中段高、南北段低的空间非均衡性分布,整体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②研究区内贫困村的多维贫困状况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中北段地区贫困程度较轻、南段贫困程度较深的格局;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多维贫困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关联与明显耦合,且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贫困村多转为同步型发展。研究结果可为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参考。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31个省区的数据,测量与估算了2012年中国旅游产业六大要素部门的产业集聚现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各部门的技术效率进行评价,同时构建旅游产业集聚与技术效率的回归模型,探寻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与产业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整体集聚程度仍然偏低,且六大要素部门之间发展不均衡;当前我国各省区旅游业的产业规模普遍偏小,大部分省区旅游产业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旅游产业的规模化集中度对产业技术效率有较强的积极影响,回归系数达到0.672;企业集中度、劳动力集中度对产业技术效率存在较小的消极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特征测算与分析

针对国家精准扶贫需求,构建基于A-F双临界值法的多维贫困度量模型,进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特征的总体测算与分析,并分别分析多维贫困的空间集聚效应及不同分类体系下的贫困分异特征。结果显示:①研究区西部存在大面积高度贫困县单元,中部存在呈东西条带状分布的中度贫困县单元,东部地区贫困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状态;②研究区主要致贫因素为: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平均教育年限,一般致贫因素为燃料类型、资产、房屋结构,次要致贫因素为:饮水情况、通电情况、儿童入学率;且大部分贫困指标呈显著空间集聚效应;③研究区西部县际贫困特征差异较小,东部存在显著的南北分布差异;④不同类型县各贫困指标差异不同。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脱贫增收的效果评价——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基于重庆市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贫困农户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显著，与非贫困农户相比差距进一步缩小；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由单一渠道向多渠道转变，人均种植业收入和人均养殖业收入增长最明显，二者贡献率合计达到61.87%；农户的年龄、家庭人口数量、老人小孩数量、耕地面积、耕作半径、是否发展特色产业等因素对贫困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显著。因此，发展特色产业，解决贫困农户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土地撂荒问题是保障贫困农户脱贫后稳定增收的关键。     

中国城市贫困的基本特点与脱贫模式探讨

本文通过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情况、消费情况、社交情况以及城市贫困的社区分布分析中国城市贫困的基本特点。提出三条形成城市贫困的相互影响的机制链条,即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保障不完善和政府财政实力较弱以及人力资本偏低和市场需求高三方面引发城市贫困。并构建了城市贫困脱贫模式,分析了脱贫过程以及将"内外结合、标本兼治"作为脱贫模式的核心。得出了四个解决措施:一是加强政府反贫困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提高贫困主体自身素质,强化脱贫意识;三是积极推进再就业工作,完善再就业服务;四是发展非政府组织的扶贫事业,拓宽救助渠道。     

Framing the Poor: Media Coverage and U.S. Poverty Policy, 1960–2008

Public policy toward the poor has shifted from an initial optimism during the War on Poverty to an ever‐increasing pessimism. Media discussion of poverty has shifted from arguments that focus on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or the social costs of having large numbers of poor to portrayals of the poor as cheaters and chiselers and of welfare programs doing more harm than good. As the frames have shifted, policies have followed. We demonstrate these trends with new indicators of the depth of poverty, the generosity of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and media framing of the poor for the period of 1960–2008. We present a simple statistical model that explains poverty spending by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media coverage. We then create a new measure of the relative generosity of U.S.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 the poor and show that it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newspaper stories. The portrayal of the poor as either deserving or lazy drives public policy.     

基于空间再生产视角的西方城市空间更新解析

1970年代西方开启了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过程,城市空间的更新变迁都打上了资本积累、资本增殖的烙印。文章将西方的城市更新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以空间再生产的视角揭示了城市更新的本质,指出1980年代以来鼓励公共-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空间再开发成为城市更新的基本特征。文章归纳了西方城市更新的三种模式,并对其经济社会绩效进行了评估,深度解读了其动力机制。最后,文章提出了对中国城市更新的基本判断。     

我国实践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困境与措施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社会各种群体利益博弈的均衡结果,将对经济和环境不协调的现状进行调整,从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现机制。我国是世界上开展生态补偿工作较早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央政府及部分省(市)区对于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工具,体现了生态补偿理论的特征和要求。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区域性生态服务的各受益地区往往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属于不同级次的财政,因此,协调处理好区际之间的生态补偿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型环境管理制度,在我国推行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实践区际生态补偿机制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区际生态补偿机制从制度建设角度提供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ize produc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Zambia: analysis of the last 50 years

Poverty and food security are endemic issues in much of sub-Saharan Africa.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and hunger in the region remains a key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Many African governments have pursued economic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intervention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that reduces poverty faster. Agricultural policy regimes in Zambia in the last 50 years (1964–2008) are examined her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likely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and poverty,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ize subsidy policies. The empirical work draws on secondary sources and an evaluation of farm household data from three villages in the Kasama District of Zambia from 1986/87 and 1992/93 to estimate a two-period econometric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n household welfare in a pre- and post-reform perio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past interventions had mixed effects on enhancing the production of food crops such as maize. While such reforms were politically popular, it did not necessarily translate into household-level productivity or welfare gains in the short ter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s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inherent diversity among the poor rural and urban households. The potential of agriculture to generate a more pro-poor growth process depends on the creation of new market opportunities that most benefit the rural poor. The state should encourage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s for address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aints to improve market access and accelerate more pro-poor growth through renewed investments in agriculture, rural infrastructure, gender inclusion, smarter subsidies and regional food trade. However, the financing of such investments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here is a need to address impediments to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private investors to generate more effective poverty reduction and hunger eradication programmes.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new public–private investments through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Asia-driven growth for reducing poverty in Zambia.     

重庆市城市贫困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兼论东西部城市的异同

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与重构背景下,城市贫困空间特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西部城市重庆为例,探讨贫困空间的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并兼论与东部城市的异同。研究显示,在重庆市层面,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扩大,都市区得到较大程度改善,渝东北偏远县城则逐渐恶化。在都市区层面,贫困空间分布非均衡性较强,与老城区、工业及其配套居住区耦合。这种特征受到"体制"和"市场"因素的系统作用,体制因素是历史空间继承、早期住房政策与分配制度、城市规划对保障住房的布局引导;市场因素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内城选择性更新等。根据西部城市的贫困特征,反贫困政策应该重点促进都市区局部地区和偏远辖县区的发展。     

面临新城市贫困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对策研究

文章论述了我国新城市贫困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指出新城市贫困已经对我国城市的经济、社会、空间发展以及城市管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面临新城市贫困的严峻现实,我国城市发展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扩大就业应当是我国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解决新城市贫困问题的最终手段;而城市规划必须关注城市的社会发展,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要在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方法、内容以及规划实施的管理上进行深入反思并作出相应改进。     

基于L-3D方法的云南省物流经济空间格局研究

为科学分析物流经济空间格局,基于经济地理学3D理论的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分割(division)框架,建立了物流经济空间格局的L-3D分析体系,利用地理集中度、物流经济联系强度及区位商等测度指标,分析了云南省物流经济空间格局的密度、距离及分割特征。结果表明:云南省物流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以昆明为中心的横纵扩散模式,外圈物流经济明显薄弱;物流经济空间距离呈现中心-通道发展模式,滇中城市群发展优势明显,西部边界物流经济距离较大;物流经济分割特征体现于昆明的区位商值较低,滇中城市群物流经济发展差异显著,以昆明为基准,大理及其周边地区分割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