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与援朝抗倭战争

明朝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战争,是一场对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的国际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朝鲜称为“壬辰、丁酉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1537—1598）统一日本,遂于1592年4月进攻朝鲜,势如破竹。应朝鲜政府之请,明军自7月起陆续入朝抗倭,并于1593年1月赢得平壤战役的重大胜利。     

以“小华”观“中华”——壬辰倭乱后朝鲜战俘鲁认的中国之行

万历二十七年,壬辰倭乱中的朝鲜战俘鲁认在明人援助下从日本逃至中国福建,并与当地士子和官员进行文化交流,其《锦溪日记》和《锦溪集》生动地记录了这段传奇经历。鲁认选择迂道中国,他对忠孝节义的诗文表达、对《朱子家礼》的恪遵、对"止修"学说的接受、对佛教的排斥,皆表现出朝鲜士人强烈的朱子学背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小华"观念,使鲁认的中国之行,成为"以小华观中华"的文化之旅,藉此可以考察朝鲜和明朝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     

《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

《虔台倭纂》是基于对嘉靖 "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 "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私人著述。通过对该书编撰群体及成书过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早在 "壬辰之役"之前,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关于 "日本"与 "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这部分来源于嘉靖年间曾任职于 "倭患"猖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江西籍官员,对"倭寇"相关问题的介绍与传播。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地区平倭御寇斗争的参与,极大强化了两个地域间的内在精神联系,也成为其塑造、强化自身地方荣誉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本为 "倭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日渐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     

《魏书·倭人传》“住七八十年”解──“倭国乱”之年代考述

《魏书·倭人传》“住七八十年”解──“倭国乱”之年代考述李纯蛟据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记载,当中国汉朝时,在今日本列岛上有分立的“百余国”。到了公元２世纪,其中的倭国发生内乱,从而开始了女王统治的时代。关于日本古史这一重大...     

1592—1598年日本豊臣秀吉的侵朝战争及其结局——兼对陆成侯先生“丰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结局”一文作初步商讨

新吏学通訊1956年6月号,刋载了陸成侯先生關于“豐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結局”一文。这篇論文目的在說明兩个問题:即明史所载“至關白(豐臣秀吉)死,兵祸始休”和“平秀吉死,各倭俱有歸志”。是違反歷史事实的。無疑地,作者这样对舊史籍失實部份提出批判,恢復歷史原来的面目,这对于我们今后進一步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但与此同時,我还想提出一些補充和对陸先生論文中某些問题的意見以资商榷。     

再论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及海澄设县——对李贤强、吴宏岐两位先生的回应

由于官方长期治理不到位,海洋区域社会无序发展,最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酿发了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倭乱爆发、募兵为乱、土堡兴筑等因素对叛乱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叛乱前,朱纨在福建沿海所行保甲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更没能恢复当地统治秩序,不应过分夸大保甲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月港叛乱推动了海澄设县的最终达成,新县的设置以及县城的修筑虽有助于防御,但设县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月港行政建制,强化官方对当地的管理与教化。     

东亚区域外交:壬辰战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态势探析

壬辰战争结束后,作为东亚区域内的两个重要国家朝鲜与日本,他们开展关系的过程并不顺利,体现在:朝鲜对日本讲和与遣使提议的警惕和防范,双方开展通商贸易中的摩擦,双方在外交人员往来方面的争端,等等.朝鲜与日本关系不和谐的深层次根源,一是日本长期的"倭患",导致朝鲜对日本产生历史记忆,积怨甚深;二是日本发动壬辰战争造成的伤害,令朝鲜民众认知深刻,难以释怀.探析壬辰战争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态势,不仅可以彰显彼时两国具体关系的发展走向,而且通过解读明、清王朝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问题,能够反映出16世纪前后东亚区域外交实况及地区政治秩序的演化.     

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与设县问题再研究

明嘉靖四十年(1561),福建漳州月港地区爆发了以张维为首"二十四将"的叛乱。这次叛乱发生在千里海疆遭遇大倭乱的背景下,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东南海疆罹祸甚巨。文章在厘清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相关史实的基础上,相应探讨了月港地区的设县问题,认为叛乱发生前官府对月港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未完全失控,海澄县的设置主要出于地方军事防御上的需要。月港的设县之议共有四次,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靖三十六年(1557)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但新县的正式批准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于县城的修建工作则迟到隆庆六年(1572)才得以完成。     

浅析甲午战争时期朝鲜政府的第一次对清乞兵论议

本文拟从微观研究的角度出来,浅析甲午战争时期朝鲜政府的第一次对清乞兵政策的形成过程,来重新认识朝鲜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朝鲜国内出现的东学在朝鲜各道迅速扩散。东学教徒在报恩郡聚集了两万余众教徒,向朝鲜政府提出"除暴安民"",斥倭洋"等要求。而朝鲜政府为了镇压此次"民乱",使尽了浑身解数。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高宗为了镇压此乱,首次提出了对清乞兵的问题。这一建议的提出,虽遭到众臣的反对,但是高宗的"借清兵之心"未死。而这一建议,变相得为以后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可乘之机。     

万历朝鲜之役前期明军粮饷供应问题探析

"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3年),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率大军入朝抗倭,明军势如破竹,先后收复平壤、开城、王京等地,但粮饷不继一直阻碍着明军的行动。宋应昌在辽东筹备了充足的粮饷,堆放在义州鸭绿江边。战前,朝鲜为了让明军尽快入朝作战,谎称准备了一个月粮饷,实际上其仓储系统早被破坏殆尽,无法提供充足粮饷,因而主要粮饷开支都得依靠明朝支援。朝鲜行政力低下,没能组织起有效的运粮队伍,无法及时足量将明军粮饷运到前线,再加之朝鲜不用白银,亦无市场,导致明军以白银为主要流通媒介的军事后勤体系无法发挥作用。宋应昌以犒师的方法稍微缓解明将士缺粮少食的困境,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随着封贡和谈议起,李如松鉴于粮饷匮乏,最终接受了封贡和谈。     

从“共管”到“统合”:1644-1951年四川牛华溪区划变动研究

牛华溪是因盐业开发而兴起的共管市镇。民国时期牛华溪爆发了长达17年的区划纠纷案,最终引发了自身及犍乐盐区的区划变动。通过把区划变动的全过程还原于历史脉络,发现区划变动并不只是简单的政策导向或利益之争,而有其复杂的内生过程。牛华溪从"共管"走向"统合"的根本动力,是基于市镇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内生性整合力。这种整合力把分属两县的市镇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地域共同体,从而不断推动"统合"的进程。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为牛华溪重构自身所属区划提供了首次契机。民国初年的销岸之争,是地方精英正式提出并归诉求的直接原因。由于"盐区设治"更加符合各方利益,牛华溪并归问题最终被纳入到五通桥方案中而得以解决。     

明季寓居澳门的日本基督徒及广东政府的管治与防范

万历年间,由于澳门葡萄牙人大量地蓄养倭奴,耶稣会以澳门为基地大批地培养日本基督徒及日本禁教后大批基督徒到澳门避难等原因,澳门聚居着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在此期间,澳门爆发了一系列与居澳日本人相关的冲突事件,引起了广东政府的警惕,并在澳门发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驱倭”运动。为了加强对澳门葡人的防范与管理,广东政府在“驱倭”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办法,将澳门葡人纳入到明王朝的有序管理之中。     

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

<正>一、程鹏起《灵岩寺诗碑》当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之役"(1592)爆发后,明朝政府提出征用暹罗国(今泰国)兵进击日本本土的战略,即"借兵暹罗"。关于此事较早的记载,出现在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于慎行《谷山笔麈》及萧彦《制府疏草》中。~①近年来,学人对这一体现亚洲各国与"壬辰之役"产生联动的特殊事件充分关注,如郑洁西较为详尽地探讨了这一议案自提出、反响、实施     

明代月港叛乱与海澄设县补论——对黄友泉先生回应之回应

明代嘉靖年间,朱纨在福建沿海地区实施的保甲不仅推行迅速,而且效果很不错;倭乱是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的主要诱因,饶乱是次要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虽然"二十四将"曾被招抚,但他们并未作为乡兵攻打"饶贼";月港地区的4次设县之请都出现在动乱时期,与当时福建漳州沿海地区大规模修建城池有关,军事防御是设县治的主要目的。     

4—5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在東亞的傳播與世界秩序——以倭國“天下”意識的形成爲線索

"天下"原指中國領域,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肇端於五胡建國華北,逐漸形成了將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國爲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識。這種新天下意識隨着當時規模巨大的人口移動,被傳播到高句麗、百濟、新羅、倭國等國,並影響到古代朝鮮、日本的國家建設。正是在這樣一種國際動向中,倭國王從倭王武時代既向中國皇帝稱臣,同時又自稱"治天下"之王,到隋煬帝時代倭王自稱"天子",倭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識。伴隨着新天下意識在東亞的形成和傳播,魏晉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終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東亞各地區也進入新的中華、天下紛然叢生的時代。     

1956～1966年农村社员小私有问题研究

1956年到1966年中国农村的社员"小私有"政策大体分为三个时期:1956年至1957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社员小私有政策相对宽松;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时期,社员小私有被"共产风"刮得一干二净;1961年至1966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社员小私有政策基本上恢复到了高级社的状态。十年之间,每当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方面滋生"左"的情绪时,社员的小私有政策就会紧缩;反之,社员的小私有政策就会宽松。这种政策变动走向,对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或消极或积极的作用。     

倭里罕之乱中扎拉芬泰的应对之策

倭里罕之乱期间，扎拉芬泰作为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全程参与了该役的指挥：调派北疆援军，命令南疆各城层层进援，严防叛乱扩大，保障粮饷运输。他两次系统地提出善后主张，推进南疆西四城社会秩序的重建。倭里罕之乱时，清朝国力下降，强俄日逼，这给扎拉芬泰的平乱决策带来极大的考验。尽管扎拉芬泰在应对中存在认知不周或决策不当，整体而言展现了较好的战略眼光与应变能力。     

简论嘉靖大倭难的成因

明朝嘉靖大倭难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由于中日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两国在交往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心态和需求。其次,明朝建立的贸易堪合体制不适合中日经济的发展。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正常贸易渠道的堵塞以及明朝廷对走私贸易的禁止,中国民间私商和日本的下级武士开始联合,走向武装劫掠的道路。最后,明朝廷应对政策失误,降低了抗倭的实际效果。表面来看,嘉靖大倭难是日本下层武士与中国私商联合下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实质是中日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加强经济贸易往来与事实上贸易通道阻断这二者矛盾的集中爆发。     

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

日本倭五王时代形成了以倭五王为"天子",包括了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南部这一"天下"的"天下观"。与当时中国的"天下观"相比,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对当时日本列岛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丁酉战争爆发后的明军战略与南原之战

丁酉战争爆发后,明朝迅速做出了再次援朝御倭的决策,并重建军事指挥体系,进行战略部署。南原之战是丁酉战争爆发后明军在朝鲜遭遇的首场战斗。南原之战的失败,不仅在于南原的明军主将杨元个人轻率寡谋,还在于朝鲜水军在闲山岛海域的覆没使南原失去屏障,还在于邻近明军与朝鲜军队缺乏相互配合与援救,更在于明军的战略失误以及相关决策者的急躁心理。不过,也正是南原之战的失利,明朝及时调整了援朝御倭的军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