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界对俄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正在苏联时期对俄国历史的解释中,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曾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俄国)学术界开始使用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研究俄国历史。1993年第7期的《哲学问题》发表了以《俄国现代化:问题与前景》为题的圆桌会议材料,④这既是俄罗斯学界对俄国现代化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推动了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当代俄国仍以全面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从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史中寻求教益成为现实的任务,由此对有关俄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化。本文⑤即是对其中主要问题的梳理和评论。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俄国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描述世界现代化的基本线索是研究俄国现代化的基础。俄国学术界一     

沙俄天山研究第一人——谢苗诺夫

彼得·彼德罗维奇·谢苗诺夫,俄国著名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旅行家,是俄国中央亚细亚考察活动的先驱。他于1856-1857年组织开展了俄国首次天山考察,是欧洲进入天山中心地带的第一人。他是俄国第一个提出广义地理考察理论的学者,主张对未知地区进行地理考察的同时,对当地居民和以及历史遗迹进行调查和研究,这不仅创新了俄国地理考察的思路,更为俄国独具特色的内亚研究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作为帝俄时期领导地理学会时间最长的副主席,谢苗诺夫将人文地理考察理念传输给普尔热瓦尔斯基、波塔宁、佩夫佐夫、科兹洛夫等俄国著名考察探险家,促进俄国史地紧密结合的内亚研究风格的形成,对俄国跻身世界重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行列做出了贡献。同时,尽管谢苗诺夫的天山考察填补了当时俄国,乃至欧洲天山研究的多项空白,但是不能否认,其考察与研究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沙俄政府的侵略政策提供各种珍贵信息。     

鲍·尼·米留科夫的一生及其史学贡献

米留科夫是俄国19-20世纪之交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俄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学识过人,著述丰富,在多个领域为俄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首次完成了对俄国文化史的全面论述,开创了俄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开拓了俄罗斯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重新评价彼得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学派"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发展关系的认识。     

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聚谈”

聚谈,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组织,也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家们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聚谈"作为俄国自由主义运动迈向政党的第一步,在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当时的俄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十月革命前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探析

1864年俄国远东地区出现了第一批朝鲜移民,此后,朝鲜人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纷纷从海路、陆路向俄国移民。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不仅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更受近代国际关系的制约。俄国对早期朝鲜移民的安置虽然遭到了朝鲜政府的谴责,俄国也担心边区被"朝鲜化",但为了开发广袤的远东,仍然对朝鲜移民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政策。此后,在东北亚各国力量此消彼长,以及世界大战爆发等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下,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几经调整。其政策的变化体现了俄国以国家利益为中轴,相机而动的现实主义特性。     

以《路标》为界: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

《路标》文集是 2 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次重要的思想集结。文集作者对 1 90 5年俄国革命发生及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对同时期盛行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激进主义思潮同样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特别是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深入思考 ,并试图以此唤起知识分子的良知 ,以改变俄国社会发展方向。文集系统地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 ,构成了 2 0世纪俄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论16-17世纪中亚三个汗国与俄国的关系

哈萨克、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在16～17世纪期间加强了与俄国的联系,除了继续以往的经济交往外,中亚与俄国开始了正式的使者互访.双方交涉的问题有释放在中亚的俄国奴隶、中亚居民假道俄国去麦加朝圣、双方侨民居住自由,以及俄国假道中亚通往印度等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得到解决外,在16～17世纪,其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西伯利亚开发与俄国现代化（1861—1917）

废除农奴制以后 ,俄国步入现代化轨道。向深度与广度方向发展是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地域辽阔、资源丰厚的西伯利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其开发成为俄国现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举措同西伯利亚开发息息相关。俄国现代化因西伯利亚开发而加速 ,也以牺牲西伯利亚的利益为代价。     

近代俄国贵族贫困问题

贵族是俄国的特权等级,但贫困却是俄国贵族的长期特征。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出现和不断破产,是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内涵。彼得一世的政策打击了大贵族,促进了部分小贵族的崛起。俄国的领土扩张、特别是瓜分波兰之后,当地的封建主进入俄国贵族等级,大大增加了俄国贫困贵族的数量。到19世纪中期,俄国贵族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农奴制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贵族债务的增加、小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大幅萎缩,表明贵族的贫困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政治顽疾。贵族贫困问题的形成与演变,表明沙皇政策对贵族地产的调节起到了关键作用。俄国贵族的长期贫困并非是贵族衰落的反映,而是贵族等级本身的开放性、农奴制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缺乏一子继承制的结果。     

试论帝俄末期斯托雷平的维护稳定的政策

1905年革命是俄国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此后俄国社会动荡,沙皇政权岌岌可危。1906年担任俄国首相的斯托雷平为了消除革命,巩固沙皇政权,执行了以维护稳定为目标的一系列政策。     

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

一俄国以研究中国为对象的所谓汉学,由来已久。从俄国获准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中俄《恰克图条约》(1728年)算起,至今已有两个多世纪。然而,俄国在哈尔滨的汉学,却是本世纪初的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俄国在哈尔滨的汉学家(包括研究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的学者)的组织——俄国东方学家协会。十九世纪末,即将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沙皇俄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扩张。为了称霸亚洲、瓜分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沙皇俄国除了依靠它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军     

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问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俄国象征主义和勃洛克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以其最强大的作家阵营为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挣得了令人嘱目的地位,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给后世留下了大批经典巨著。历史车轮进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新的现实主义尚处在酝酿阶段,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流派适时地、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渐渐大显身手,风靡整个俄国艺术领域,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成就斐然,影响深远。研究俄国独树一帜的象征派文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近世俄国文献关于朝鲜的记载和初识

19世纪中期以前为俄国初识朝鲜时期,此时期俄国文献中偶见关于朝鲜的记载。斯帕法里、朗喀、比丘林、冈察洛夫等人的记载,代表了17—19世纪俄国和俄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水平,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考述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即18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200年间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和学者为服务于满语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而编写的辞典、读本和语法书等文献,此前并未被列入海外满文文献的研究范畴内。俄国满语语言文献最初见于18世纪,以服务东正教使团成员德曼与学习活动为目的,主要为手稿。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相继开设满语课程,并为此出版了近十部辞典、读本和语法书。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多取材于中国清代的满文文献,体现了俄国学者以欧洲语言观念建构满语语法体系的过程,并极大地促进了俄国满语教学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

先向唐努乌粱海进行经济政治渗透,逐渐打下基础,然后在时机成熟时一举吞并,这是沙皇俄国在侵略中国领土唐努乌粱海时所采取的策略。本文从掠夺性贸易、非法采金、非法移民３个方面,详细论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俄国逐步向唐努乌粱海渗透的情况,以及这一渗透过程中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交涉、清政府对俄国渗透所采取的抵制行动,并分析了俄国渗透阴谋得逞的原因。     

刍论列宁对“民主的集中制”的典范践行

<正>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遵循第二国际原则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松散,小组习气浓厚。对此,列宁于1899年便提出了要用集中制改造和重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张,并在1902年《怎么办?》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新型建党理论。1905年,随着俄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俄国出现了有限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确立了更加平衡、全面、灵活和科学的"民主的集中制"组织原则。从这时起到列宁去世,"民主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众所周知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句话:"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了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十月革命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本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18—19世纪俄国公社的结构及其演变

18——19世纪是俄国公社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俄国公社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组织结构始终是稳定的。直至20世纪初,俄国公社仍为俄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基层组织。其原因何在?笔者拟略抒管见。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构成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随着16——17世纪俄国农村大片土地或被封建主分割占有或被沙皇政府作为封地和     

俄罗斯学界关于米罗洛夫社会史观的论争

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史学界,米罗洛夫首次将人体测量学资料——身高和体重数据,作为研究俄国居民福利状况的历史文献基础,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他通过自己的独到研究,证明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提升了俄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男女平均身高明显增长,俄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成功的;俄国社会的危机是成长与发展危机,并非必然导致革命,仅仅为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米氏观点一经问世,引起了俄罗斯乃至国际史学界的大讨论,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他颠覆了苏联时期史学界关于俄国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极端不平等的僵化认识;他对长时段俄国社会史所作的全方位考察和独到研究,对全面认识俄国史贡献巨大。批评者认为,他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其观点自我矛盾,对俄国历史很多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他关于俄国农业经济顺利发展的观点,严重与历史事实不符;关于俄国现代化的结论缺乏层次感等。毋庸否认,米罗洛夫的鸿篇巨著难免有所不足,但是,他所建立的认知新模式,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将是历史学家的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