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

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正途入仕周期延长,使科举考试对乡村士子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

晚清浙江省瑞安县士人林骏的日记记录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表明科举之废、学堂之兴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这种水到渠成与其在较长时段内引发的“深远”震荡不可混为一谈,却也并不矛盾.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由原初的“热心”到后来视停废为理所当然,对学堂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一看似前后抵牾的表现或可以从他们对旧制与旧学的不同态度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答案.     

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初探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明代,时文作为科举士子的必修课已逐渐成为官方取士最重要的文体。时文阅读由明初的明令禁止到明中期的普及化、群体化发展,最后到明末的士子"非举业不览",每一阶段都与科举制度、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互为影响。时文因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备受关注,在明代拥有最大的阅读群体,士子因切磋揣摩时文写作而结成文社,文社规模的发展壮大也对科举取士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时文阅读逐渐将经典的神圣阅读带向了工具性阅读,阅读的工具属性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坊刻、私刻时文刊本的充盈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为其提供应试捷径,同时还将时文的文学地位大幅度提升,赋予了时文阅读更多的文化属性和内涵。时文的读者、作者、出版者在彼此独立的同时,角色随时可以互相转换,可以说,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士子承载着多重身份,这种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士人复杂的心态和价值观。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与文言小说的繁荣

唐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应该得力于科举士子文学“沙龙”的积极推动。其成员结构,以科举士子为主体,松散多元,意趣相投;活动场所,大多是迷离官场和科场的清闲之地,相当随意,氛围轻松,情调浪漫;聚谈内容,则偏重于奇闻、异情和怪事等方面,由此敷衍成的文言小说也就带有这个文化羣体的符号。唐代科举制度盛行与文言小说繁荣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传统以为的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而致繁荣,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实为一个个形式多样的科举士子文学“沙龙”。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造就了一大批工文善辞的科举士子,他们需要追求官场和科场以外的闲情意趣,显示与众不同的奇才异能,于是通过文学“沙龙”的聚谈,更多地介入文言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而促成了文言小说洋洋大观的局面。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1904年科举减额缓停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议修京师贡院为其中重要关节.在京多数部院官员主修贡院,表明缓停定议可能节外生枝,废科举的取向变数极大.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采取断然之策,改缓停为立停;张之洞于此虽一度犹豫,但最终附和.疆臣与枢机相互沟通联络,促成军机处和政务处的人事调整,并说服当政绕开部院会议,直接宣布立停科举.制度变革进程充满玄机,从或然到必然,相关人物的主观努力相当重要.只是精心谋略与强行干预虽可排除障碍,促成科举终结,却难以消除隐患,化解矛盾,避免急行效应带来的社会震荡.     

时文熟 榜头立——明代士子的时文阅读实践

时文阅读贯穿明代士子举业生涯的始终,成为他们应对科举考试普遍而有效的方式。时文阅读的意义在于比较快速、有效地获得关于时文的基本知识,把握文风之变,掌握写作技巧,提高写作水平。有明一代,出现了众多的时文大家和时文读本,积累了关于时文阅读的丰富知识,如熟读墨卷、究心时文评点都是时文阅读的要诀。由于明代社会变迁,前后文风迥异,阅读时文既要揣摩谋篇布局、破承收结,更要揣摩文风之变,随时调整时文阅读的趣味与文本,以便趋新求异,科场取胜。实际上,明代士子的时文阅读兴趣经历了由"从先进"到"法后贤"的变化。透过明代士子时文阅读史,还可以看到时文场域内的明朝官方、士子、出版商和非正统思想等多种权力关系的交织及其对士子时文阅读的影响。     

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纪念科举制创立1410年和停废110周年,反思其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与影响,促进科举学进一步发展,2015年11月23—25日,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办,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天津市教育考试研究所协办的"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     

“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

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按照设计,浙江在提学使支恒荣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举办了优贡考试、己酉年(1909)举行了优拔考试。这两科考试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参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发科举复归的争议,遭致时人与时论的诸多批评。当时认为续行的优拔考试实际是"不科举之科举",起到了强化时人的功名意识与科举崇拜的作用。因此,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等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和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后设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清朝科举策问与官方《明史》修纂

清朝科举考试策问官方《明史》修纂,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天乡试;但到乾隆朝殿本《明史》刊布之后,科举策问仍试及官修《明史》。官修《明史》的时政内容大规模地进入科举策问,旨在使广大士子深入了解官方政治,积极阐发有关《明史》修纂的史学见解,提出有益于《明史》修纂的建议和意见,说明当时国家对此重大"文治"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当然,清朝官方主导下的科举策问与《明史》修纂,以及对士子策答《明史》修纂之建议和意见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私双方在《明史》修纂上的弥合程度,对稳定和巩固清朝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     

明南宁卫卫尉朱公墓志考释

2010年,南宁市邕宁区和合村莲花坡出土了一块明万历十五年的墓志铭。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为兴安守备、南宁卫镇抚朱麒之父,是南宁卫一名"带俸官",仅领俸而不任职事。而从墓主家族谱系看,朱氏家族因军功而享世袭武职,并通过与南宁卫其它世袭武官家族通婚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同时又通过参与科举、与地方科举士子群体结交和联姻,以期进一步稳固家族社会地位。     

清代科举卷票的试解读

清代科举中的卷票,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必备的身份证明和手续,它同现代教育的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招聘中考生使用的准考证、身份证、结（毕）业证等一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作用。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百余年过去,清代考试士子自己使用且能够保存完好、留传下来的科举卷、票,可以说是极为稀少和珍贵。     

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科考中的锁院制度

科举亦称为设科举士。白隋文帝开科取士后1300多年的岁月里,科举考试的确为无数的士子文人走向达官显贵,铺设了一道金光灿烂的桥梁。于是,千千万万的士子文人,在拥拥挤挤抢过科考这座独木桥的时候,营私舞弊现象便五花八门,科场弊案频频发生,考生舞弊时惯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巧,     

科举两湖分闱,促成近代湖南人才井喷?

正自古以来,寒窗苦读的士子们均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而科举考试几乎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唯一通道。其竞争之激烈,现今被称为"最残酷"的高考和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亦无法和它相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和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一样,湖南科举考生面临着考试难度大、考中机会少的困境;即使与同场同卷的湖北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当地科举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闽西客家地区经济生活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许多人因“家贫”、“业儒不就”等原因纷纷放弃儒业、举业而从事工商业,明中后期该地区的科举及第情况比明初明显衰退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闽西客家人从事各项生业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后,便纷纷投向族人和乡人的教育,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促进清代闽西科举的发展。但由于闽西南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科举的力度也就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南北部科举发展的不平衡。     

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结构透视——以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从人员为例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带76名随从人员,他们普遍关心时政且学有专门,是科举废除前清政府特别倚重的新政人才一次重要的集体亮相。这一群体新旧教育背景者皆有,并且取得功名者并不排斥接受新式教育,非科举入仕者亦不在少数,展示出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呈现新旧教育背景并立的格局,也展示出科举废除前相当数量读书人的教育选择和观念倾向已趋于多样化。上述现象的出现,既是科举停废、新式教育发展的产物,也体现了新政改革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读书人积极入世的使命感。由于随从人员处在新旧知识结构转型的历史时期,其学力水平存在诸多不足,清末宪政改革面临的人才困境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