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最早用文字记述长征 《见闻录》一九三六年三月完成并出版

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中央的大功率电台损坏,不能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取得联系。193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省泸定县召开会议,决定派组织部部长陈云前往莫斯科。     

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外国人

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队伍中,有一批特殊的战士。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和肤色有别,但他们参加了中国红军的长征。在这些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中,有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李德),越南人洪水,朝鲜人毕士悌、武亭,英国人鲁道夫·勃沙特等。长征过程中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布劳恩(李德)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李德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名字。他有着共产国际的“耀眼”背景,曾经以自己在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特殊地位执掌红军“帅印”,参与“导演”长征,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工作、生活长达7年之久。李德,德国名为奥托·布劳…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处理

党史界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 ,但是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怎样 ,一直未见披露和研究。本文根据新的档案资料 ,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的认识和处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以摆脱第三党的纠缠192 6年秋 ,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调整一下情绪的请求。 192 7年 3月2 1日 ,维经斯基又一次提出让陈独秀尽快去…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满洲里接待的中共领导人

1922年冬，党的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通过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李德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早年曾参加德国东部的工人起义。1928年前往苏联,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谴,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任红军军事顾问,中央军事“三人团”的主要成员。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长征。     

红军长征中的李富春

正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李富春在长征中一直是红军主要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之一,始终战斗在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线,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长征中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34年8月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9月中旬,中央调时任中央苏区所在地的江西省     

遵义会议成果的捍卫过程

不少同志为捍卫遵义会议成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有的同志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而共产国际最后"批准"了遵义会议,关键还是新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同时,取消了秦邦宪(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久,又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习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红军长征中重要会议研究综述

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先后召开过一系列会议,对长征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红军长征中的重要会议研究,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长征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归纳概述学术界对这些会议的研究与进展,对于回顾长征历史,发扬长征精神,大有裨益。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

红军长征为什么在那样艰苦,那样险恶的条件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后胜利到达陕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红军的指挥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善于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规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为了寻求红军正确的战略行动方向,克服党内的错误意见,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长征路上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这些会议     

张学良在物资、财政上对陕北红军的援助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     

满洲里接待的中共领导人

<正>1922年冬,党的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通过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3年6月12日,循着陈独秀的足迹,李大钊通过满洲里坐马车进入苏联境内,前往莫     

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

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两种“版本”

关于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长期以来只有一种"版本",即所谓的"主流观点"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宗派主义出发,曾经想把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即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只是在毛泽东的要求和周恩来的争取下,博古和李德才勉强同意毛泽东参加长     

陈毅与《梅岭三章》

一、终于有了中央的消息 自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到1936年12月,陈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有两年多了。     

张浩：谜一般的“国际代表”

1935年9月,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中央闹分裂,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间成立第二“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此时中央急需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同共产国际就已失去联系1年了。     

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 ,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 2 2次 ,做出了 73 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 92 3— 1 92 5年 ,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92 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

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循着这一途径透析,我们甚至会不无惊讶地窥测到,中共顺利突围背后,还隐约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身影,这个身影是如此的诡异、飘忽、难以捉摸,但是更多历史资料的呈现,终究有可能使其难以遁形。     

毛泽东亲自为他执绋抬棺

1935年9月,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中央闹分裂,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间成立第二“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中央此时急切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