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原有国家财政体制和中央税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强化中央财政集权,集中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于1941年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原属省(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营业税由中央接收办理。中央接收营业税以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优化营业税征收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使之成为支持国家抗战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实践表明,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但它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陈锋清代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几经变动与调整,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及其性质而言,清代前期与后期是大为不同的。前期,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主要反映出在户部控制之下,钱粮起运、存留比例的变动;后期,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出现...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

鉴于北京政府时期混乱的国地财政体制导致地方公债的滥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致力于国地收支标准的划分,相应的地方公债制度也逐渐由粗疏趋于完善。1927—1941年期间各省发行的约80874万元公债,有部分投入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大多数则用于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由于本期内战乱不断、财源有限,中央与地方同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困境,表面上日趋完备的国地收支划分章制实际上未能完全施行,财权的实际划分皆依中央与地方的实力而定,这种博弈在地方公债的发行、中央对省债的整理与接收等方面都清晰可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取消省级财政和地方发债权,标志着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确立,双方的斗争暂告结束。     

唐代两税法实施后东畿、河南府财政考述

唐两税法实施后,经两京财政收支划分改革,河南府两税收入实行府司占留和上供的两分法。留府支出中,交通枢纽的地位造成其馆驿钱物费用庞大;府县官员俸禄除由留府财政支出,复有中央加给等来源;河南尹不领州镇军,无府本级军费占额支出。作为东畿军政长官的东都留守鲜少兼任河南尹,其财权囿于军府本级。使、府两级财政相互独立。由于辖下府州无送使钱物,东畿使级财政主要仰赖中央,军费等由度支转移支付,营田收入、杂税等构成补充。摆脱中央财政的性质后,东畿、河南府使、府两级财政仍受中央深度监管。     

工商团体与南京政府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因应裁厘需要,开始正式征收营业税。依营业税法规定,该税本应由税务机关直接征收,但当时,地方政府及工商团体却不顾中央禁令,私下签订包征协议,普遍由工商团体代征甚至包缴营业税,以稳定裁厘后的地方财政,使包税制呈现出"团体包税"的新形态。此种情形虽然不单独存在于营业税的征收过程中,但以营业税包征最为普遍。这一现象的内在成因十分复杂,涉及中央、地方、工商团体间的利益纠葛及平衡问题,亦说明国民政府建立现代税收国家的努力遭受顿挫。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为民理财 普惠民生

<正>60载风雨兼程,60载沧桑巨变。建县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互助财政税收事业脱胎换骨、化茧作蝶,经济实力从一穷二白到解决温饱,从取之于民到用之于民,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成功经验,互助财政一路走来,路越走越宽,每年一个台阶,每年一个跨越。财政收入创辉煌1954年,互助财政刚起步时,财政收入仅为224.16万元,1987年,互助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107.2万元,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2010年,互助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1000万元,首次跨越了亿元大关,是互助财政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这一组看似简单     

趋势

月薪4545元以下不用缴个税中国已经修改了个人所得税法,自今年9月1日起,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500元,纳税人数由现在的约8400万人     

“以内治外”——央地博弈下的近代地方财政监督制度设计

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督是央地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地方财政监督近代转型中,时贤先后就省财政清理中部臣与疆臣的监督权限、"联省自治"下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权、地方自治完成后中央与地方民意机关对地方财政监督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财政视察、财务稽核、财政督导、中央补助金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地方财政监督制度主张。这些制度设计主张为近代地方财政监督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有某些参考价值。     

抗战时期湖北的财政与金融

财政方针抗日战争前湖北财政,大多数年份都是在入不敷出的局面之下支撑。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受时局的影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他一些国家主要政权机关于1937年底左右先后迁汉,武汉一时成为战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支用浩繁,湖北财政变得更加困难。湖北省级财政收入构成以中央补助及特税协款为大宗,次为债款。1937年度二项合计1010万元,占湖北财政总收入的51.3%。其中营业税收人亦不少,为280万元,且皆在武汉三镇,即“财政上所恃以调度运用者,亦惟武汉是赖,说者谓湖北之财政,上赖中央,下恃武汉,洵不诬也。“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建校,经费完全由江苏省截留的"国税"承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重新划分,直接影响中央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各方围绕该校经费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博弈。直到1932年8月,中央大学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学校完成教育经费层面上的"再国立化"。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演变,透视出近代中国大学"国立"的政治经济蕴含,以及国民党治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框架中,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     

中国经济从量到质需要时间

在2008年的雷曼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之后,中国通过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加快了投资。当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启动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设备投资。包括公共投资与企业设备投资在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9年以后的5年里超过了150万亿元。     

论抗战时期的中央工业试验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从此时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中,国民党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措施,中国近代工业在这一时期曾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工商部先是于1928年获准与铁道部、卫生部共同筹设全国性的工业试验机构——中央工业试验所,后于1930年初呈准单独筹设该所,由张泽垚(任筹备主任)、徐善祥、吴承洛、张可沼、施行如等人主持筹备工作。1939年7月5日,中央工业试验所正式宣告成立。该所成立时,由国民政府拨给法币19万5千元作为开办费。商得财政部同意,将南京     

数字

20% 国务院近日出台新政,规定个人售房按转让所得征收20％个税。以一套5年前购买时总价50万、目前售价200万的二手房算,此前全额1％征税,需缴个税2万元,新政后按差额20％计算．需缴个税30万元,相当于房屋成交价14％。如供求关系得不到明显改善,新增个税也许会再次转嫁到购房者身上。     

新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奠基:统一财经及其制度调整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主导的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使新中国在财政、金融、贸易等领域迅速构建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中央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经历了不断的制度调整:在确保税制统一的同时尝试减轻地方政府的征税压力;在建立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后不久即开始划分收支与酝酿分级管理方案;为了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中央采取了整理地方财政、推进地方收支挂钩、适度划分管理职权、增加地方收入分成等一系列举措.这些制度调整意味着虽然统一与集中是这一时期央地财政关系的主要特征,但并非全部内涵,如何兼顾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从这时起已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始末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从 194 8年 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逐步统一财经工作 ,到194 9年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决定建立 ,经过筹备 ,于 194 9年 7月 12日正式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由原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成立的 ,简称“中财委” ,由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中财委成立后在短短两个月内 ,在稳定当时的金融物价、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工商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4 9年 10月 2 1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 ,5年后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撤消 ,其职能被国务院相关部委和直属机构所取代。     

民国时期地方税收权力的流失——以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重庆由四川省辖市升级为院辖市,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地方财政税收制度。作为地方税收的大宗,营业税本是重庆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重庆市营业税权力却遭到四川省政府、中央政府、重庆市商人团体和参议会的分割、侵蚀而流失。以营业税为主的地方税收权力大量流失,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困乏,也是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高聪明北宋结束了中唐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辖区内行政、军政、财政的统一。就其中的财政方面而言,三司作为中央一级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大大加强,改变了唐后期以来地方节度使擅财的弊端,因而也就有了这样的...     

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

清末鸦片税收是中央与地方争执较多的领域,地方固守与中央控制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这一事件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逐渐疏离的趋势,亦可概见练兵新政推行中政治与财政环境之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