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

20世纪50—60年代,为争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阵地,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美国对华冷战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播渗透、播撒传单、涉藏反华宣传、针对中国研制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开展心理"反宣传"计划。50年代的心理宣传计划,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其心理宣传攻势直接服务于战争需要。60年代,美国对华冷战宣传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冷战宣传手段的多样性和受众的广泛性。美国对华开展的大量负面冷战宣传势必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塑造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冷战宣传触及了东西方对抗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通过对华心理宣传,美国试图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国家体制发生变更的基本目标。     

“冷战纸弹”:美国宣传机构在香港主办中文书刊研究

1950年代,美国政府以香港美国新闻处为主要机构、依托香港在大中华区传媒中心的位置,针对东南亚华人展开了浩大的宣传运动。由于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有知识的人群,文字出版物《今日世界》杂志和"书籍项目"策划出版的图书成为美国宣传部门在香港主办的最重要媒介。这一快一慢两种媒介渐成"合流"之势,逐渐演变为快慢结合、"寓教于乐"的"冷战纸弹":一份思想性强的时政杂志和一批阅读起来轻松有趣的反共小说。用比较的视野观察,美方对华侨宣传针对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群、依靠文字出版物的策略,区别于其对西欧盟友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宣传中主要针对大众和依靠视听媒介的做法,这在更大意义上、饶有意味地反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手段和策略上的独特性。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媒介与受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专门负责进行国内外宣传的官方机构——战争信息署——在中国设立分部,发动了规模庞大的对华宣传项目。它主要利用新闻报刊、非新闻类出版物、图片展、电影和广播等媒介,针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宣传,并对沦陷区的日本军队进行心理战,其目的是在鼓舞中国士气和促进中美关系的同时,改变中国人对自身、对美国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依靠美国政府在战时中国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强大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活动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接受。     

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政权形象的塑造

1950年代,为配合冷战战略,美国宣传部门制定了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对华宣传政策。通过各种宣传媒介,美国把台湾国民党政权塑造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大肆宣传新中国是文化"异端",指责其破坏中国文化。其目的是以此来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和效忠,使华侨产生对于新中国的厌恶感和疏离感。这种宣传也是为了在世界舆论中为国民党政权赢得支持、诋毁新中国。美国宣传的实质是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整合进冷战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之争建构为文化身份的差异。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20世纪初在哈尔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电子媒介探析

20世纪初,凭借得天独厚的中东铁路枢纽的优势,哈尔滨迅速发展成为东北电讯中心之一。以此为依托,电报、广播和电影等电子媒介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特别是,陈为人等人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合作,共同创办第一家新闻通讯社——哈尔滨通讯社,开展革命宣传,这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立足"三贴近"原则不断开创广播新闻事业新局面

“三贴近”原则是广播新闻工作者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新闻的针对性、时效性,增强其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重要途径,更是新闻节目创新的基础。因此,广播新闻必须立足“三贴近”原则,以较好的宣传效果不断发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     

自民党“知华派”代表人物对华认识的由来与行动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对华主流认知基本上是敌视的,但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知华派”政治家也不乏其人。“知华派”在日本执政党内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一般都在政府或执政党内任过要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对政府决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或出于对日本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或出于自民党内的派别之争,与自民党的对华主流认知存在分...     

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的历史命运

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的历史命运雷颐面对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全面危机,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现代知识分子关于政治民主、政治参与的社会责任感集于一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忧患意识,沉思、探索、宣传、争辩、...     

窑洞里的新闻事业：延安《解放日报》的发展演进

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奠基与成型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始终践行和完善无产阶级新闻传播观，从初期发展到调整，从媒介资源整合、“苏化”、城市化、精英化到本土化、大众化和组织化，在艰难和痛苦中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核心，成为边区乃至中国革命事业的传播大本营，丰富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美国对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战政策(1951-1961)

冷战初期,为了填补战后日本的"精神真空",将日本控制在美国的遏制战略轨道上,美国发起了针对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战。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等官方机构在加大对日文化与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对日本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渗透。美国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心理战在促进日本对美国的了解和认识、培养日本人的亲美倾向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美国政府企图在短时间内削弱甚至清除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分子影响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竹林七贤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说数量不多,但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识精英很容易转变成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尤其是科举制出现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渠道对很多耕读传家的民间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知识分子也因此成为权力阶级的附庸,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了后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止于竹林七贤,笔者同意这个观点。本文将以竹林七贤为对象分析何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及为什么竹林七贤可以称作中国古代最后一代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五四”民主的新特征

“五四”堪称是一个民主时代,民主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五四之前,民主基本上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思想专利。五四时期,专制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民主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广大学生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富有朝气与激情的宣传,更使五四民主主义思潮滚滚奔涌,一浪高过一浪。“五四”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前,对“五四”民主启蒙思想进行回顾,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共和制度———“五四”民主的价值目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在饱含屈…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毕生传播新知的蔡元培与张元济

在社会转型、思想激荡的大时代里,总会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时代之“已然”中觉悟,进而作“何然”之究问和“宜然”之选择,成为自觉担当时代责任的社会精英和民族脊梁。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和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张元济,就是其中的翘楚。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起源、政策与机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设立了专门负责在战时进行对内和对外宣传的战争信息署,并在中国设立了分部和地方办事处。战争信息署的中国分部旨在通过一系列对华宣传项目和心理战行动,推动美国的战争目标和战时对华政策,在短期内达到鼓舞中国民众士气、促进中关军事合作的效果,在长期内实现推进中国民主化改革和培育中国大国责任意识的目标。战争信息署的在华宣传活动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军方和驻华使馆的支持与配合,其运行机制和政策理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外宣传。     

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民国初期,日本的"支那学"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是:从对民族感情、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民主制的代价三者的相关性的分析入手,得出了中国"本土"统一但"五族"应该"分治"的结论;以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为由,断言中国"国防无用","国际管理"势在必行;以"国家树龄"、"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殖民开发"等一套组合观点为支撑,兜售日本的对华使命论。内藤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虽然显示了丰厚的学识,但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鼓吹适者生存这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则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其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从一个泰斗级"汉学家"堕为一个庸俗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悲哀。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190 5年废除科举后 ,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 ,成为走出科举时代学人思虑的焦点。这集中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 3 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 ,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 ,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 ,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 ,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景观塑造、文化建构与环境变迁——以明清以来兰州“八景”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八景”是基于地域自然环境与文化的景观塑造和意象表达,不仅反映了区域环境的特质与变迁,也是地方精英表达乡土认同和思想的重要手段。明代以来,肃藩移兰带动了兰州城市建设的兴起。以肃王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通过景观书写,塑造了兰州城市的地域形象,兰州“八景”开始成为兰州城市意象的文化表达。清代陕甘分治后,兰州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沿用至民国的“八景”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兰州城市建设的加快,古“八景”中的一些景观已不复存在,在地方文人的推动下,兰州“新八景”的评选凝练出新的城市形象表达。历代兰州“八景”的塑造,不仅是知识分子对地方景观的建构与认同,也反映了兰州地域社会生活及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