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以不同场景变换为视角

在汉代西南夷史料中,史家对该地区人群进行了有意识的划分,形成了许多与"夷"有关的人群称谓。其中,在不同的场景与语境下,"夷"之内涵与所指代的人群是各不相同的。在巴蜀徼外,所有非汉部族被泛称为"西南夷";以西南夷各郡边徼为界,"西南夷"又被划分为"徼外蛮夷"与各郡"郡夷";在政治场景中,徼内夷被统称为"汉人","夷"用来特指徼外人群;在族类、文化对比的场景中,徼内、外非汉族群均被视为"夷",只有徼内汉族民众才被称为"汉人";在"夷汉"、"民夷"及"夷民"等称呼中,"夷"均指代塞徼内之"蛮夷"。不同的是,在"夷汉"、"民夷"称呼中,"夷"与"民"是两种相互区别的群体,而在某些"夷民"称谓中,"夷"本身也被视为汉朝之"民"。     

东汉时期的屯驻营兵

东汉时期,国家为适应军事防卫的需要,在边郡和内郡设置了屯驻营兵。屯驻营兵的设置,是东汉军队中出现的新事物。屯驻营兵与各郡的郡兵不同,它是国家在边郡和内郡的地方常备军,是由专门的军事官员指挥的。营兵的设置,使东汉初年兵制改革后。内郡和边郡防卫力量削弱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变。因此,东汉营兵所处的地位不能低估。     

试论秦汉“边郡”的概念、范围与特征

"边郡"一词最早见于西汉,"边郡"概念的形成与秦汉国家治理边疆的实践密切相关。"边郡"与"内郡"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域范围上,更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边郡"是在统一郡县制的前提下实行特殊制度的地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汉边郡研究

在秦汉地方行政结构中,内郡与边郡在行政职能、吏员设置、民族构成、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诸多差别。研究秦汉边郡,对于探索秦汉时期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秦汉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秦汉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边郡研究。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从秦汉中央政府分层次、差别化治理,边郡防御系统,边郡职官设置,屯戍,文书运行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秦汉边郡的情况。笔者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论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秦汉边郡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

属邦是秦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在秦统一六国前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统一后,属邦与内史、郡平级,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秦统一前,在属邦之下由"臣邦君长"统辖"臣邦人",袭用原有的统治方式;统一后,相应称谓变为"蛮夷君长"和"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后,境内蛮夷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官吏行使管理职责,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道中蛮夷本有缴纳賨钱即免徭赋的政策,但随着时间演进,蛮夷被征发屯戍,实际上同于编户,故徼内蛮夷的编户化也逐渐达成。     

“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

岳麓书院秦简中有与秦郡设置有关的资料。本文对其中出现的"江胡"、"州陵"二地加以考察,认为"江胡郡"应在九江郡之东,可能是会稽郡前身;州陵则当是南郡属县。     

从汉简看汉代敦煌乡里设置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敦煌郡,继设敦煌、龙勒、效谷、渊泉、广至、冥安六县。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这是对敦煌行政、军事两大机构的简略记述,而县以下政府组织情况却无任何记载。敦煌汉简中有较多县以下乡、里建置的资料,弥补了行政系统基层组织设立的史实。从而使我们对敦煌从郡到县、从县到乡、从乡到里这一行政系统的组成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研究敦煌史、边郡史有重大价值。     

大连地区燕文化遗迹

大连地区燕文化遗迹许明纲图一：铁器１、铁２、铁刀３、铁铲４、铁锄５、半月形双孔铁刀６、梯形单孔铁刀战国之燕开拓辽东,是在燕昭王时,秦开却东胡、辟地辽东之后,才在东北始建郡县。辽东郡就是当时东北设置的边郡之一。《史记·匈奴列传》记有：“燕有贤将秦开,...     

东汉初年西北边郡的省并与徙吏民问题

省郡指边郡的放弃,意味着行政体系在空间上的收缩;徙民则是指农耕居民向内地迁移,意味着农耕区的内缩;徙吏则体现了行政机构的撤销,意味着行政建制的部分省弃,与省郡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但是有程度上的区别。一般来说,前者可以涵盖后两者,省郡的同时亦是徙吏民;但是后两者不等于前者,徙吏民并不代表省郡。笔者还指出东汉初年的省郡和徙吏民并非消极退让之举,而是保民安边之策,并为西北边防形势的好转创造了条件。     

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与西汉南郡属县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所载汉武帝初年南郡"免老"、"新傅"、"罷癃"等3个统计簿,对研究西汉南郡政区地理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其它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就西汉南郡属县(包括道和侯国)的变动情况得出几点认识:江陵、巫、宜成、秭归、临沮、夷陵、州陵、夷道、中庐、邔等10个县、道、侯国,均与西汉朝相始终,且当一直属南郡;孱陵、索、下隽、竟陵、安陆、沙羡、轪等7个县、侯国,西汉前期应属南郡,之后分别转属他郡或他国;销、显陵、醴阳等3个县,当分别于西汉前期或后期废置,废置前均应属南郡;便侯国约于文帝时由长沙国迁入南郡,武帝元鼎五年国除,改置编县;枝江、当阳、郢、鄀等4个秦置县,西汉初或均废置,武帝初年以后又都复置,且属南郡;高成、华容、襄阳等3个县、侯国,均当为武帝初年以后新置,属南郡;西陵县,西汉时或从未属南郡。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     

论井渠技术的起源

井渠是我国古代发明的一项用地下暗渠引水灌溉的技术,西汉龙首渠是最早见于记载和经考古调查证实的井渠,秦始皇陵园发现的排水暗渠早于龙首渠,且技术已较成熟。根据我国早期矿冶遗址和相关的文献记载,井渠之法至迟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井渠起源于本土,它是坎儿井的源头,该项技术被后世广泛应用于隧道的开凿等。     

西汉秦中祠疏说

西汉秦中祠祠主是秦二世胡亥,但何以名作"秦中",历来没有疏解。汉人以"秦中"称二世皇帝,另有因缘。笔者以为"秦中"又称"秦仲",乃是因为"仲"是表示次位的序数。所谓"秦中祠",也就是秦二世祠。     

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

“道”为秦国创设的与县平行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 ,通常置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道”的设立与少数民族治理关系密切 ,负有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事务的职能。汉代的“道”多承袭秦制 ,但随着郡县制的成熟 ,“道”在行政职能上与县逐渐融合 ,在职官设置、司法职权、居民管理等方面与县的差别也渐趋一致。至汉武帝时新开“三边”之地 ,初郡中新设置“道”的数量已大大减少 ;直至仅设县而不置“道”,原有的“道”也直称为县或遭废弃。     

论秦汉文字瓦当的形式艺术

秦汉文字瓦当当面结构形式,主要承继于战国图案及图像瓦当,而变化更富,主要有无界格式、十字四分式、×形四分式等多种。秦汉匠师们,灵活运用文字、纹饰、图像以及当心凸堆、界格、线栏诸因素,大胆创新,巧思迭出,依据均齐与平衡、动与静、统一与变化等形式法则,创造出千姿百态、丰美瑰奇的文字瓦当,并对后世瓦当及形式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

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     

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趾地区就成为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后300余年间,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随着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从而使交趾三郡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南部边疆。内地移民是汉代南部边疆开发的生力军,是交趾三郡统一于汉王朝多民族国家整体的主要社会基础。     

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山川祭祀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显要,秦代首创了统一王朝山川祭祀的大格局,将名山大川整合为一个体系,其中又有"崤以东"与"华以西"的区分。西汉中前期对秦的格局既有延续也有调整。本文逐一梳理了秦至西汉初年"名山大川"的地望,考证其祠庙具体位置及设立时间。同时,本文考察了秦至西汉中期的国家山川祭祀格局,并分析了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秦汉的山川祭祀不仅是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地理格局的一种反映,承担着宣告王朝正统性及皇帝控制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