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碑·劣政碑

在我国封建时代,百姓颂扬官吏德政,多采用刻石立碑的形式,名为德政碑,也称遗爱碑或去思碑。据考,这种德政碑,不少是乡绅名士借百姓之名,行谄谀之实。唐代名相宋景曾辞绝吏民给他立碑。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宋景由广州都督擢任宰相,广州吏民要给他立遗爱碑。持正守法的宋景上言：“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     

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

明代进士题名碑是珍贵的科举考试文物资料。立石时间距开科时间的近远对其文物价值有一定影响。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有相当一部分无立碑时间,或立碑时间模糊,甚或立碑年月不真实。利用撰《赐进士题名记》的大臣所署职衔订补立碑时间是一种很重要而且有可操作性的考证方法。     

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立石年代考

本文主要利用明朝进士题名碑的拓本及其他文献资料,对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的立石年代进行考证。通过研究历科殿试与立碑之间的时间差别.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明朝进士题名碑的文献价值。     

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宋代生祠的盛行与地方社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考析赵执信撰书的两件传世碑刻

<重修青州万年桥募缘文碑>和<青郡僚属绅衿公立碑>均为清代著名诗人赵执信撰书的公开勒立的楷书碑刻.前者原立在山东青州城区万年桥头,现藏青州博物馆.该碑系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利用旧碑磨平制成,旧碑原本竖置,改造后变横置,高73厘米、宽224厘米、厚18厘米.     

五、六世纪东方沿海地域与佛教——摄山栖霞寺的历史

序言与济南灵岩寺、天台国清寺、荆州五泉寺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刹之一的摄山栖霞寺,位于南京市东北郊外约二十公里的地方,现在因寺名的关系,这里属于南京市栖霞区。在此寺门前的碑亭中,收藏着一幢题为“明征君碑”的篆书额头碑,在“摄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碑题之后,还刻了一行“御制”、“朝议郎行左金吾卫长史侍相王书臣高正臣奉敕书”、“朝散大夫守太子洗马知敬篆书”,在末尾处还刻有“上元三年岁在景子四月戊戌朔廿五日壬戍建”的立碑日期。上元三年应是公元六七六年。所以说,所谓“御制”就是指唐高宗李治的撰文,立碑的理山,在《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明崇俨传中能够找到。明崇俨(?——公元六七九年)是唐高宗的正谏大夫、也是一位专门从事占卜来往于宫廷的方术士。正如文献中     

庙学之间:论唐代孔庙碑的时空结构

唐代州县官学皆立孔庙,庙宇大成之时多立碑以述营造、纪功德,在独特庙学制度下产生的孔庙碑成为了展示地域与时代思想的重要文化景观.唐代孔庙碑借助物质与文本两种形态,在孔庙的自然空间、概念空间与社会空间中分别发挥影响,营构了圣俗混成的多元空间秩序,士子与百姓基于自身经验对此进行迥异解读,却殊途同归地达成了孔庙教化功用,推进了地方社会文教发展.而孔庙碑在安史之乱与唐宋之际的两次文体转向,映衬着文教领域依学设庙、重庙轻学、就庙兴学的观念变动,勾勒出儒学焦点转移的时代线索,为观察唐宋思想文化变革提供了细致、切实而生动的例证.     

定边县唐凹村长城碑考实

定边县学庄乡唐凹村一带发现的明代长城工役石碑,是在陕西省境内发现的第一块明代修筑长城的工役碑。该碑已遭破坏。碑体左上角、右上角均断缺不知去向,右下角以及下缘也断裂无存。因此,碑文已不完整,残存文字也有数处漫漶不清。但碑文的左右上下轮廓线局部尚存,据此推定:原碑文呈竖行,自右向左排列,凡11行;每行有26字,共286字。现存碑文可辩者181字,漫漶不识者约59字(封二)。由于原碑记文不全,有关立碑的时间、所载长城工役的内容已不能直接得知。本文拟就此两点试作考证。关于立碑时间。碑文第一行仅存“岁次丁丑”四字,成为判断该碑年代的唯一根据。可是,明代丁丑年有五,即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     

清乾隆末年扑毁去思德政碑考

地方绅民为离任的地方官员筹资兴建去思碑、德政碑,是唐宋就有的一种现象,由于其常常存在着沽名钓誉、名实不副的弊端而一直被禁止。清承前制,亦明令禁止官员立碑,但皇帝特别是康熙帝对官员立碑之事并非一味反对,故禁律效力不彰,形同虚设。乾隆朝,吏治废弛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敝风陋习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觉,为整顿吏治,乾隆帝对官场相沿成风的陋习进行了全国性的清理和查禁,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乾隆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扑毁"去思德政碑"行动。在乾隆帝的督促下,各地督抚用一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项行动,此后十年则是循例奏闻。此次行动各地共扑毁此类碑匾一万五千余块,表面上看成绩显著,维护了皇权专制,但并没有真正扭转清朝日益腐败的吏治。     

江东父老不认卖国贼陆宗舆

<正>浙江海宁县公民于本年(1919年)六月十一日在该县城隍庙召开公民大会,到者数百人,有倡议为陆宗舆立卖国贼碑者(以陆系海宁人),群众响应,当时掷捐银钱,以为立碑之资,事随成。记立碑三     

传世赵孟頫书道教碑真伪考

传世元代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的元道士张留孙碑,全名"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真人张公碑",即道教碑。此碑有两个:一在北京东岳庙,天历二年立,人称北道教或北碑;一在江西贵溪龙虎山,至正四年立,人称南道教或南碑。两碑都很高大雄伟,碑文约两千八百余字。赵书碑中如此长篇巨制的几乎是仅见。一些鉴赏家、金石学家对此碑评价很高,很多学赵书的人也都临写过此碑。但是,同一内容同一作者的碑有两个,立碑的时间又都在作者死后多年,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前人已曾提出了不少问     

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

高句丽好太王碑立碑于晋义熙十年(公元4 14年) ,其碑文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多年来,有关此碑的研究一直是东北亚地区中、日、韩、朝各国古代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最近在北京新发现了一种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经初步研究,确认此本即是1884年苏州文人李鸿裔赠给清光绪朝工部尚书潘祖荫的早期摹拓本。该本是目前已知有年次记录的最早的好太王碑墨本。该本上所附四份题跋还为今天的好太王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清朝高平乡约碑刻初探

乡约对地方民风的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导向作用,高平乡约以碑刻的形式从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对当地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其内容有禁约碑、禁凿窑碑、禁赌博碑、禁樵牧碑、禁堆柴草碑、禁娼妓碑、议工价碑等。这些乡约碑刻的内容和类型反映了民间自治的程度和乡约在当地民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江东父老不认卖国贼陆宗舆

浙江海宁县公民于本年（1919年）六月十一目在该县城隍庙召开公民大会,到者数百人,有倡议为陆宗舆立卖国贼碑者（以陆系海宁人）,群众响应,当时掷捐银钱,以为立碑之资,事随成。记立碑三处：一在海宁大东门外钱塘江边占龟塔旁,一在北门城关,一在城隍庙外东墙下。     

两汉时期的厚葬之风

两汉时期厚葬盛行,"厚葬多藏,器用如生人"成为汉代的普遍习俗,这种厚葬的风气对社会影响巨大。本文分别从汉代厚葬之风的表现、成因、社会批判及影响等方面略作陈述。     

浅说倒马关《明代杨业父子忠节庙碑记》

明正德十五年(1520)《重修杨业父子忠节庙记》碑现立于唐县倒马关上城的上关岭城堡内,碑文记述了建庙、立碑祭祀宋代抗辽名将杨业、杨延昭父子的缘由,从中可知,明朝官方出于激励将士效忠朝廷、保卫边关的目的而对杨氏父子进行了大力宣扬,并进一步促使杨家将的故事广泛传播。本文对碑文及相关内容进行了解析。     

日本两通翻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     

从两块碑石看鸦片战争前夕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江苏昆山地区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早在1956年,江苏省博物馆曾在现在的江苏昆山大慈公社所属尚明甸大队聚福桥头,发现了一通《奉宪永禁顽佃积弊碑》。(金山隽)立这通碑石的时间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正值鸦片战争前夕。碑文反映了当时当地农民进行抗租、抗粮斗争的史实,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鸦片战争前夕苏南地区阶级关系的重要材料。近年来,在昆山地区,又发现了两通碑石,一通是道光五年(1825)三月镌立的《奉宪放生官河永禁采捕碑》,发现的地点在     

再论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处并非小白山——与马孟龙先生商榷

康熙《皇舆全览图》所标示的"土门江色禽",是反映穆克登定界结果的重要标识,可说明穆克登立碑处位于长白山东南麓,而不是小白山。马孟龙先生讨论立碑处之所以出错,一方面只选取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撇开了其他,史料运用产生偏颇;另一方面被史料中的错误信息所引导,如将"行五日始到立碑处",理解成"行五里始到立碑处",导致地理方位的错认;所持的小白山立碑说,实际上并非指小白山,而是指北胞胎山。另外,根据洪重孝有关英祖四十三年(1767)立碑处距离长白山一日程的不准确发言,得出碑尚在小白山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此前一年徐命膺的《游白头山记》(1766),他亲眼目睹碑位于天池东南岗下十里,说明碑址在长白山东南麓,而不在小白山。     

赤德松赞墓碑清理简报

赤德松赞为吐蕃后期赞普,公元793—815年在位,死后葬于今西藏穷结县历代吐蕃赞普墓地(藏王陵区)。墓碑立于赤德松赞墓东侧,是整个墓群中仅见的两座碑之一,对此碑中外学者多有著述。由于千年以来的风雨冲刷和水土淤积,陵区的地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原立碑地面已深深埋入后期堆积的土层之下,因而迄今发表的有关著述,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