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筹办赈济豫灾国际足球义赛

１９４２年冬至１９４３年春,由于久旱之后的大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河南省遭受特大水灾,约有２００万人死亡,千千万万的灾民流离失所,真可谓哀鸿遍野、满目疮痍…… 其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十分艰难的非常时期,四面受敌的中国战区困难重重,国民政府救灾无力,加之吏治腐败,封锁灾情,河南的灾民得不到救济,情况十分危急。社会各界纷纷强烈要求：赈济豫灾！ 作为“陪都爱国爱民的一面旗帜”,宋庆龄挺身而出,领导着从香港迁到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１９３８年在香港成立,宗旨是争取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下简称“保盟”）通过举办讲…     

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宋庆龄

<正>宋庆龄的一生,长期与中国共产党相伴相行。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来,她始终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宋庆龄曾发表声明说：“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倘使他所主张的国共合作一直不间断地继续到现在,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强国了。”字里行间,表明了她竭力拥护两次国共合作的坚定立场。宋庆龄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妻子和助手,     

略论林则徐对灾赈弊端的认识

嘉道时期,时逢中衰,灾患频仍,灾赈弊端不断,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症。林则徐为官三十多年,多次经手赈务,饱有经验。他并非笼统地说明灾赈弊端问题,而是深入剖析各色人等,一一揭露委员、吏胥、州县、生监、土棍、流民、奸商、殷户八类人存在的弊病,见解深刻,针对性、可操作性强。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宋庆龄两赴重庆

<正>宋庆龄是"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抗日战争时期,她两度来到中国抗战首都重庆,第一次为短期考察;第二次是迁居长住,她总共在渝地生活了四年,直至抗战胜利三个月后才离开。逆流中的团结之旅——初赴渝都1940年春,宋庆龄第一次到重庆。这次她是应小妹宋美龄之邀,与大姐宋霭龄自香港飞抵山城重庆的。重庆因她出人预料     

“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15万件“盛宣怀档案”（以下简称为“盛档”）是一批极富研究价值的中国近代史史料,这一点已为大多数近代史研究者所肯定,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1996年曾对整理“盛档”发表过看法,他认为,盛宣怀是很重要的人物,他比李鸿章晚一辈,涉及面很广,他是实业家,与许多重要企业有关系。对“盛档”这样的资料,很难说什么有用什么没用,要紧的是赶紧整理出来。华东师大教授夏东元先生在潜心研究“盛档”多年后,感慨道：不认真研究盛宣怀,要写好洋务运动史,是不可思议的。足见“盛档”中新发现的史料对研究者的影响有何等巨大…     

宋庆龄人生中的四次选择

<正>在近现代中国风雨飘摇,风云跌宕的历史进程中,宋庆龄情许中华民族,情系人民大众,情寄国家未来,情归上海故土,走过一条风雨兼程,彩虹映天的心路历程。她22岁选择与孙中山结婚,34岁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56岁选择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88岁选择回到父母身边。四次艰苦卓绝的重大人生选择,充满着危机艰险与苦难煎熬,无不表现出大智大勇,大仁大爱,从而成就了她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女性的光辉形象。     

豫灾报道与《大公报》停刊

大公报创刊号1942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派遣年仅25岁的记者张高峰到中原地区采访。他从重庆经西安到达洛阳,看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悲惨的号救之声,随处可以听到。随即他又到豫西、豫东、淮阳等地采访,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惨景,而国民党当局有意掩盖灾情,不使外泄。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河南省叶县向《大公报》重庆馆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6000字)。《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通讯的内容只字…     

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

<正>中国灾赈事业的国际化,当始于"丁戊奇荒"期间。当时,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国际上开展募捐时,曾把苏州义赈人士的募捐册《河南奇荒铁泪图》译成英文,以《中国饥荒》为题在伦敦出版。而从英、美各国募集的20万余两白银,也由传教士们散放到华北灾区(中国救荒基金会上海委员会编:《奇荒:中国救荒基金会报告》上海,1879年,第29~31页)。虽然这次西方对华救灾活动的总体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性作用不容低估。这次活动似乎激发了中国本土义赈的扩展,在随后二十多年间,以上海为中     

在莫斯科为宋庆龄工作的两周

本文作者А．И．卡尔图诺娃系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术顾问。1988年11月译者访问莫斯科时,她应约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战略关系,两国之间开展了各个层次的交流。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专家学者有机会与苏联的同行甚至苏联领导人交流。不过,与苏联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同斯大林接触过、探讨学术问题和政治方略的中国专家却不多。     

两次地震之间 加德满都谷地的灾后恢复1934-2015

发生在2015年4月25日的尼泊尔大地震,由于离我们只有一山之隔,又关系到著名的加德满都谷地世界文化遗产,引起了国内的普遍关注。加德满都谷地所在的区域,是全球地震多发地区。身处地震带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两次地震之间,一轮又一轮。而尼泊尔人从未忘记灾害即将来临,有识之士一直在积极努力。本文以1934年尼泊尔大地震给整个古城和文物古迹带来的巨大损害和震后修复为例,认为尼泊尔的很多做法,值得我们了解,尊重,甚至学习。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清代灾赈数据的生成及相关问题——以乾隆朝为中心的考察

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大都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根据不同史料来源、计量标准、统计方法、估算依据所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进行量化历史研究时,有必要对基础数据本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已有的灾荒史研究中,由于对灾荒规律、文献特征、荒政制度等方面欠缺考虑,以及统计和估算方法上的粗糙与失误,相关的灾情、灾赈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现方法的史学化。在数据的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适用范围。     

投靠还是扩张?——从甲午战后两湖灾赈看盛宣怀实业活动之新布局

学界长期认为,盛宣怀在甲午战后接办汉阳铁厂之举,乃是张之洞为其提供政治庇护的交易.然而,用以证实这项交易的证据始终不足.当时一个看似与铁厂问题无关的事件即两湖灾赈活动更表明,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淡漠.据此来解析所谓证据不足的情况,其实是因为这项交易并不存在.同样基于两湖灾赈提供的人脉线索,还可发现使盛宣怀从战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人,是王文韶而非张之洞.由此才可理解,盛宣怀何以能够充分利用张之洞的困境来强力扩张其实业活动的范围.据此而言,通常被纳入社会史领域来研究的赈灾事件,也有放在政治史、经济史等坐标系内加以考量的必要和价值.     

妇女运动的历史文献——介绍宋庆龄在日本的一次讲演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等的电邀北上共商国是,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日本邮船“上海丸”,取道日本赴天津,于二十四日下午到达神户,受到日本有关人士、中国留学生以及旅日华侨共数百人的热烈欢迎。二十八日下午,宋庆龄应邀     

蒋介石两次避寿

旧时有名人避寿之说,就是在生日的那一天,主人要离家出走,不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这种风俗不知起于何时,清朝时已很盛行。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一书中,就载有才子袁枚两次避寿事。并写有避寿诗云:“到处探奇逢地主,避人做寿走天涯”。蒋介石也不能免俗,曾多次避寿,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1936年去洛阳避寿,一次是1949年去台湾阿里山避寿。     

王子野两次死里逃生

1969年9月,我们人民出版社除了少数人留在北京继续出版毛主席著作和“两报一刊”社论等小册子外,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包括全体所谓的“牛鬼蛇神”以及所有家属,     

两次情迷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的气候类型变化很大。东南部较干旱,中部安纳托利亚高原比较凉爽。一般来说,土耳其的夏季长,气温高,降雨少;冬季寒冷,寒流带来了降雪和冷雨。果园、麦田和水库储有充沛的雨水,非常适合游客去海滩游玩。拿破仑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之行让我学会更像当地人一样度过旅行的每一天。从老城区到埃于普,从蓝色清真寺到耶尼清真寺,从鱼汉堡到阿达纳。先后两次土耳其之行,依然看不够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