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越州高僧及其佛学影响

隋唐时期越州佛教的发展以创立宗派和广泛进行佛学交流为主要特点,它改变了东晋南朝佛教由西向东单边传播的现象,代之以南北互动、东西交融的格局。在社会政治统一的前提下,高僧之间频繁的交往和弘法活动,成为推动越州佛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扩大了越州佛学在全国的影响。越州与京师长安之间的往来,是南北两个佛教中心之间的一种交融。越州高僧的佛学成就和佛教宗派的交流、会通,反映了佛教文化认同的趋势,表明这一时期佛学发展的渐趋成熟。     

开宗创派的江西佛教丛林

佛教于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中国,东晋前的主要活动为译经,东晋出现佛教学派,标志中国佛教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研孕至唐,名僧辈出,开宗创派,高潮迭起,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净土、禅、律、密八宗风行,盛极一时;唐代后期,禅宗之南宗异军突起,席卷南北,几乎垄断了佛坛。此后,禅宗、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远传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以至欧美,至今影响很大。禅宗是中国独创的宗派,分南北二宗,北宗衰微,南宗独盛,禅宗5家7宗的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5家亦称5宗及北宋时由临济宗衍分出的黄龙、杨歧2宗均出自南宗…     

浅谈傅山与《天泽润公碑》

傅山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书法家,同时他还对佛教深有研究,他以佛学为媒介,结识了天泽和尚。傅山与白云寺住持天泽和尚交往密切,在天泽和尚圆寂后还撰写了《天泽润公碑》。本文论述天泽和尚与傅山的交往经历及傅山与佛学的历史渊源,并从中探索傅山书法的独特魅力。     

浅谈吕澂的佛教目录学成就

吕澂是当代著名佛学家,致力于佛学研究几十年。他在参与佛典的编校工作中,积累了关于佛教典籍的丰富知识,在佛教目录学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独特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藏经目录的还原、对大乘经的分类以及对疑伪经的简别三个方面。     

佛教在我国开始兴盛的时间问题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后,起初影响是很微小的,只有在几百年以后,才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种主要宗教。那末,佛教从何时起才开始兴盛起来?有同志说:“中国佛教的大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在曹魏之时,佛教的发展也有了新的突破。”这种论点也经常出现在我国有关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论著中,例如由翦伯赞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与杨志玖等同志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上册都持有同样的见解,两书均认为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为发展起来”。但是,这个笼统的提法很不准确。魏晋南北朝历时三百六十     

宋云西行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盛行。为传佛教,自后汉起即有不少中亚、南亚僧侣来到中国译经说法。与此同时,中国僧侣西行亦蔚然成风。中外僧侣的西去东来,不仅起到了交流佛典、传播佛学的作用,更为中外关系史增添了绚烂的一页。     

晋宋之际门阀变革研究——以刘裕姻戚为对象

田余庆先生将刘裕称为门阀制度的掘墓人,认为刘宋皇权统治下的门阀士族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学界也大都认为晋宋之际,庶人阶层的上升,是门阀制度解体的开始。然细究晋宋之际的上层政治环境,发现门阀制度在此时发生的"变革"不是解体,亦不是式微。只是门阀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吸收了新的阶级加入,变为了军阀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但其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刘裕姻戚家族的地位变迁,恰恰说明晋宋之际门阀制度的这种新变化。     

中国历代皇帝对五台山佛寺的扶植

两汉之际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最初的传播范围是在上层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是楚王刘英,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是汉桓帝刘志。这些率先信奉佛教人士所处地位表明,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历史时期僧人谦称变化的文化诠释

自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人长期自称"贫道"。僧人谦称"贫道",是不同文化具有互通性的一种表现,亦是佛教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借用和依附。所谓本土传统文化,包含但不等于道教文化。僧人谦称"贫道",有利于佛教快速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有利于佛教真正走进中土并生存扎根。僧人谦称"贫僧",是唐宋之际禅宗发展壮大后,中国佛教真正开始自我反思,并自觉使用佛教自身语言的表现之一。与此同时,在王者面前,僧人的谦称从"贫道"开始转向直称法名,进而俯首称臣。向君王称"臣"是佛教走近庙堂,依附王权寻求官方支持以便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     

试论民国时期佛教的困境——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界对自身积弊的反思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有关中国近代佛教复兴问题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撰写的论文及论著亦日渐增多,但他们所认为的复兴一般是一系列的革新运动或居士佛学的复兴。笔者认为,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的真正主人,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人为主要评价标准。但近代以来,作为僧人载体的僧团混乱不举、僧人整体佛学修持低下,僧人和佛教甚至毫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以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凡此种种都说明,佛教不但没有复兴,反而处于更加艰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