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

唐玄宗天宝时期东宫诸曹司主官判知本曹司事务的行政职能逐渐消失 ,依然设置的东宫职员中 ,又有相当一部分成为闲职 ,有些则成为担任地方官或使职差遣 (如藩镇军将、翰林学士等 )的加官 ,东宫官的叙职已经缺乏应有的吸引力 ,其品阶秩次也显露出某种劣势 ,甚至有些东宫机构被裁撤或者阙置等。本文主要通过考述东宫职员的设置和职掌的巨大变化 ,引论出天宝时期东宫体制的变化 ,并把这一变化归纳为“东宫体制非实体化”。本文认为 ,唐玄宗时期形成的东宫非实体体制 ,既是政治体制调整变化的一部分 ,也是整个国家政治体制调整变化的结果之一 ,这一体制不仅对太子政治地位与政治前途造成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天宝以降乃至唐朝后期皇权政治的运作尤其是皇位继承均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唐前期西州邻保组织与基层社会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为中心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平定麴氏高昌,随即在吐鲁番之地施行邻保制度。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西州邻保组织积极配合里正等基层官吏按比户口、访捉逃户,承担逃亡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并在司法案件中成为重要的征询对象。此外,西州也存在由亲属代承课役、代输税钱的情形,表明连带范畴进一步扩大。邻保制为维护西州有效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施的前提是6世纪初期"内徙断念"后吐鲁番地域认同的增强。     

1650～1850年伊克昭盟人口复原研究——以蒙古人为研究对象

清代伊克昭盟的人口数字,尤其是蒙古族的人口数字一直比较模糊。一是因为史书缺乏记载,二是民国以来相关研究太少。相关学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仍沿用民国时期贺扬灵的估计数字。作者在做相关课题时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并发现贺扬灵的人口估计方法值得商榷。本文以1650～1850年为研究时段,以蒙古人为研究对象,以讨论丁的性质和户均人口为切入点,运用现代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相关资料,对清代前中期伊克昭盟的蒙古族人口进行复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650年人口为14万左右,1750年为17万多,1850年为21万多,达到人口高峰。     

唐代丁匠的征发与上役管理——以《赋役令》为中心

丁匠是唐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是力役的主要承担者。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丁匠的具体含义语焉不详,甚或误解,从而影响了对唐代力役制度的理解。得益于天圣《赋役令》大量有关丁匠法律条文的发现与复原,唐代法律中的丁匠的含义因此得以呈现,指的是从事农业、承担普通力役的丁与已成丁并拥有专业技艺的匠。在唐代法令中,政府为征发丁匠设计了一套固定而成熟的程式,包括预算、征召、丁匠赴役三个环节,以保证力役的顺利征发与计划内营缮事务的顺利完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唐代还从法令上对上役丁匠的饮食、休假、医疗、作息时间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以确保合理、有效并可持续地役使丁匠。     

“唐制”视野下的明代帝王服饰图案等级标识——以帝王冕服和常服为例

“复衣冠如唐制”是朱元璋制定明代服饰制度时注重的原则之一,但从明代服饰制度的整体内容观察,其制度内容更多遵循的是“远仿周汉,近仿唐宋”原则,同时,参考辽金元三代服饰制度而制定。本文将以明代帝王礼服中冕服和常服所饰图案为例,说明其内容和使用并非均“如唐制”。     

雍正开豁世仆令与清代地方社会——以“宁国世仆”为中心

本文利用新发掘的宁国府乡土文献,勾勒出宁国世仆这一贱民群体的历史脉络及其生活实态,分析了自雍正开豁世仆令颁布以来宁国世仆的出户历程,指出:世仆制度的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小姓对大姓的经济依赖,使其在社会地位上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从而导致了双方形成不平等的尊卑等级。宗族和商业两大因素的存在,是促成世仆制度长期存在的基础。     

《唐刺史考全编》补订——以《西南大学新藏石刻拓本汇释》为中心

利用《西南大学新藏石刻拓本汇释》所载墓志中的唐代刺史资料,对郁贤皓著《唐刺史考全编》所载唐代刺史系年进行订正,对其漏载唐代刺史进行补充,共订正四十八则。     

管窥抗战后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以南通唐闸自治实验区的申办为中心

政府公信力源自廉洁高效、公平公正。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民国政府公信力迅速下降,一个原因是腐败无能,另一个原因则是其执政过程中严重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有法可依而有法不依,势必导致国民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通过对南通唐闸自治实验区申办过程的微观分析,可以生动再现战后民国政府所陷入的公信力危机。     

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

北魏建立之初即确立了与汉代郎官制度相似的幢将郎卫制度 ,以内都幢将为长官的幢将郎卫制度负责以皇帝保卫为核心的禁卫事务。幢将与内三郎及羽林、虎贲等郎官多由鲜卑官贵子弟充任 ,幢将郎卫制度延续约百年之久 ,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约从太武帝时出现了殿中尚书与司卫监 ,殿中尚书“典宿卫” ,为禁卫军首长之一 ,司卫监有监督殿中尚书之责。殿中尚书与司卫监多出身于拓跋鲜卑及其附从部族。殿中尚书、司卫监与幢将郎卫两个系统共同承担保卫北魏皇帝及宫城的禁卫职责 ,皇帝出征或出巡时禁卫武官均有率兵从驾侍卫的职能。禁卫武官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禁卫军权与北魏前期政治关系极为密切。     

评胡克家《文选考异》之是非得失——以敦煌唐《西京赋》残卷校勘为中心

以敦煌唐写本张平子《西京赋》残卷校勘清代胡克家刻本李善注《文选》所附《考异》,既可见考异者之真知灼见,亦可见其妄断谬说。于是,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编者饶宗颐先生之喟叹———“今人眼福,回非前贤所可及也”,深有同感矣!     

晚唐士大夫乌托邦幻想的消失——以《唐传奇》《花间词》歌妓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恩格斯认为＂：古代所仅有的那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1]即使在包容开放、胸襟博大的唐朝也不例外。唐代士大夫将自己的＂歌妓情结＂,变成一种《唐传奇》歌妓形象包蕴的乌托邦幻想。反映了其婚姻重门第、尚冠盖,并直接与仕途相关的现实。而这种乌托邦压抑被晚唐士大夫转化为《花间词》中的肉欲宣泄与释放时,则复原了晚唐末世的到来和商品经济及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的真实状况。     

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

近年来,出土简帛书籍的大量发现为重新审视古书成书与流传的过程提供了许多新认识。通过将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与《尚书》、《逸周书》的流传进行对比,可以明显地体会到我们对古书成书复杂程度的估计严重不足,对其在流传过程中的未知因素了解还是太少。如果要对古书的成书年代进行准确把握,就必须首先了解古书"层累"作成的过程,并深入开展文本中每一处篇章字句来源与时代的考察。在考虑古书文本的流变时,还应适当考虑书写载体对文本演变起到的作用,而汉代人的古书整理工作对传世文本产生的影响也是考虑古书流传问题时不容忽视的。     

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

渤海族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存世大约六百年,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渤海族首领大祚荣,在上京筑都建立震国,后改名为"渤海国"。渤海国自建立之初就使用汉文,以唐制管理国家,积极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及文化,并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往来,号称"海东盛国",在我国东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并结合唐王朝的羁縻州府政策,揭示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     

北宋曹洞宗复兴初期的弘布及其时空过程——以芙蓉道楷行迹的复原为中心

北宋中后期,禅宗之一的曹洞宗开始复兴。芙蓉道楷是曹洞宗复兴过程中的一位重要僧侣。宋末,自随州向北至东京一带,成为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重要区域。受道楷影响,其法嗣占据了大量名寺名山之法席,彻底扭转了宋初曹洞宗衰败之势。虽然芙蓉道楷在东京与士大夫缔结了深厚的关系,但是由于与宦官谭稹的交恶,导致了最终被贬淄州。从长远的时间来看,道楷被贬使得大洪山寺僧人最终失去了宋廷的青睐,曹洞宗也逐渐失去了东京这一重要的化区。     

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

交游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东京在北宋士人的交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住宅与庭园为载体,士人之间多有走访与雅集。苏轼、范镇、王巩、王诜、王棫以及苏门六君子等人的住所,分布于东京城的不同方位。经由日常的走访与雅集,这些同在东京而籍贯、家世、世宦背景各异的士人,实现着身份的相互认同,彼此的关系得以维系和巩固,生成结构松散而相对稳定的交游圈,共同营造出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     

北宋东京城的夜市——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研究

东京城作为北宋都城,是当时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社会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文化昌盛,人口众多,加之打破了唐代都城封闭的坊市布局,废除了夜禁,城市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东京城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本文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辅以其他文献资料,对北宋东京城的夜市做一个浅析。     

平政院与北洋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为基准

平政院是北洋政府时期中西合璧式的二元司法体制代表,在当时对遏止贪腐渎职及行政权力滥用损害民虞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民初立宪政治的成长,并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发展奠下根基.然而,平政院之权源于大总统,本属行政权,其制度内核更是沿袭司法、监察为行政服务的专制遗风,是基于维护北洋政权之初衷而设立的大总统“御用政治机关”,在其具体运行中,维护民权差强人意,绩效不彰.尽管存在诸多批评,平政院于新旧更替之际,作为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开拓者,仍属难能可贵,于今日亦颇多启迪,值得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