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在“中行事件”的前前后后

杜月笙,旧中国闻名上海滩的流氓大亨,他曾追随蒋介石。然而,他在晚年却寓居香港,拒绝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合作,而与中共方面密切联系,并策动了轰动一时的“中行事件”。这一事件使沉寂多时的杜月笙再次变成了“新闻人物”。也正因为“中行事件”,蒋介石对杜月笙恨之入骨,对他一再施加压力。一直到杜月笙死,蒋介石都对杜耿耿于怀。“中行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欲想全面了解此事,还须从杜月笙移居香港说起。     

上海三大亨的最终结局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举国皆知的旧上海“三大亨”,他们集帮会、恶霸、流氓头目于一身,又都以反共有功挂上蒋介石授予的少将参议头衔,数十年中横行十里洋场。随着世道变迁,国共大决战的胜负分明,“三大亨”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 一、枪下毙命的张啸林 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至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度势不敌,准备放弃上海了。为防“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电告杜月笙,要杜与黄金荣、张啸林离沪南去香港。 杜月笙约见黄金荣、张啸林,转告了蒋介石的通知,率先表示服从。黄金荣称自己年逾古稀,体弱有病,去港岛路途迢迢经不起颠簸,想留在上海,保证闭门不出,绝     

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月笙的表现总体上是积极的。他参与组建并主持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凇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杜月笙本人也因此一跃成为上海显赫的地方领袖。杜月笙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慷慨解囊的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已经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对日关系方面杜月笙的言行较多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而不是出于帮会的利益。     

叶落难以归根——记杜月笙之墓

杜月笙是旧时黑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势力渗透到政界、军界、经济文化界等许多方面,其影响在旧中国几乎达到无人不晓的地步,因此被人称作“海上闻人”.1949年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结果,他死后,其灵柩还是被蒋介石弄去了台湾,安葬在那里.杜月笙(1888—1951年),原名月生,上海人.早年以盗窃诈骗为生,后加入专为烟贩提运黑货的“八股党”,由此结识黄金荣,开始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27年曾参加“四·一二”政变,极力破坏上海工人运动.1932年成立“恒社”,开始了他势力的膨胀时期,先后任国民政府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上海市     

微博历史

◎1946年7月26日,上海多家大报刊登了一则醒目的启事：欢迎上海市的名媛佳丽报名竞选“上海小姐”。策划者是杜月笙。此场选美轰动一时,参选的佳丽多为上海滩当红歌星、舞女。活动圆满成功后,杜月笙和其弟子共募得四亿法币赈灾款,全部捐助给了遭受灾难的苏北平原。     

红会副会长：黑帮事业之外的杜月笙

1947年,杜月笙亲自审定自己的履历表,“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可见对这一职务的看重。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在上海创立至今,已走过百年历史,在历任正副会长中有一个名字十分醒目,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杜月笙。黑帮大佬竟然是扶贫济困的慈善天王,“教父”杜月笙总是颠覆后人的印象。杜月笙的慈善生涯始于1922年浙江的特大水灾。     

真的英雄——刺杀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真相

20世纪70年代,曾经是军统别动总队一员、后因提出“若能攘外,内则自安”的主张,被军统别动队队长康泽下令密捕、潜逃至上海后又组成“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爱国民主人士陈有光从香港来到家乡——贵州兴仁县定居。弥留之际,陈有光道出了尘封40年的刺杀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案的真相。     

让汪精卫认栽的“乡下女人”

“高陶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和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在跟随汪精卫的过程中认识到其真实面目,于1940年1月3日,在杜月笙的秘密协助下乘船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公开披露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从而以第一手的铁证擦亮了中国军民的眼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国民党特务活动史》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研究馆员著《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一书,已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国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与“军统”之源起、发展及其活动直到覆亡的历史,书中引据了来自海峡两岸和英美等国的有关档案资料,是一本具有新观点和开拓性的史学专著。全     

杜月笙和宋子文、孔祥熙的交往

青帮大亨杜月笙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权贵人物以及上海市历届市长、警察局长、警备司令部的权要人物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势力煊赫一时.小瘪三出身的“水果月笙”(因曾沿街叫卖水果而得名),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成为“海上闻人”.笔者曾探寻上海青帮势力的各个侧面,限于篇幅,在此仅略述杜月笙与“党国权贵”宋子文、孔祥熙的交往.杜月笙向来注重与各方名流及政界上层人物交往,何况握有国民政府财经大权的宋子文、孔祥熙,在杜月笙心目中这是两尊活财神.而宋子文、孔祥熙也很重视利用杜月笙的帮会势力.     

是门生?是夜壶?——祖父杜月笙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如果蒋介石在崛起过程中,少了杜月笙,少了青帮、军统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蒋介石果真递过“红帖子”,拜在青帮门下吗？杜月笙究竟何事与蒋介石渐行渐远？为何大骂蒋介石拿他当夜壶？为什么1949年不愿意跟随蒋介石父子到台湾？对于昔日被称为“上海皇帝”的杜月笙,其长孙杜顺安（其父即为杜月笙长子杜维藩）回忆他的祖父晚年种种,并解开几许历史谜团。     

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11--1941．12)

抗战前期,香港起到了中国争取外援和进行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虽自广州沦陷后,香港的地位有所削弱,但仍广泛地拓展了与珠江口东西两翼的扇状贸易运输网络,开辟了通过越南与中国内地的曲线贸易,并继续保持着与上海“孤岛”及华北重要通商口岸的联系。作为远东最大的自由转口港,香港成为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它在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内,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了抗战阵营。同时,日本也利用香港自由港大肆走私,产生了负面作用。     

蒋介石最早的特务组织“密查组”

在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形成之前,蒋介石曾建立一个早期的特务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以下简称密查组)。那时的戴笠仅是密查组的一个最低级的小特务。“密查组”的建立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是在1931年以后形成的,而“密查组”早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到南京就建立了。那时国民党内的派系组织如雨后莠草,蔓生各地,如江西的“AB团”、江浙的“实践社”、黄河流域各地的“民主大同盟”,国民党军内更是山     

滚氓汉奸张啸棒被杀内幕

张啸林,浙江慈溪县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滩三大亨。1938年上海沦陷后,上海滩便是他独霸天下了。他成立了“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大模大样地下水了。1939年底,张又通过陈公博、江亢虎等人,与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订立密约,为日军收购军需物资,从中大发横财。而在抗战前,上海滩有黄金荣、杜月笙挡在他前头,他只能算老三。     

“特科”的蔡老板

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法西斯化,蒋介石组织秘密团体“复兴社”(蓝衣社)搞特务活动。为了贯彻他们的行动纲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一面用兵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根据地,一面以“中统”、“军统”破坏中共组织。中共地下党针锋相对,于30年代初期也加强了相应的组织。中共“三大”之后,上海工运中出现了工贼和叛徒,徐梅坤组织了特别支部特务小组,以李剑如等五个人专门惩治那些人。1927年徐梅坤不幸被捕入狱,周恩来亲自接手并改组了这项工作。1927年冬,成立“特科”,任务是三项:一、打入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侦察情报;二、…     

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简

在腥风血雨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军统”、“中统”是两个充满了恐怖色彩的专有各词,它们与接二连三的搜捕、水银泻地般的渗透、悄无声息的暗杀、离奇残忍的酷刑是紧密相连的,人们往往谈“统”色变。那么,它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呢？     

杜月笙与江浙财团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杜月笙调整了自己的活动方式,开始将活动重心由鸦片贩卖、娱乐行业逐渐转向工商金融界,并成为一个奇特的银行家。 杜月笙从此与金融界及江浙财团的银行家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关系,一方面,杜月笙常常被南京政府当成是银行家们的“天敌”和“克星”,一些向银行家们勒捐销债的会议,常常请杜月笙、张啸林到场坐镇以示恐吓。如1936年     

旧上海“三大亨”的最终结局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举国皆知的旧上海“三大亨”,随着世道变迁,“三大亨”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香港之死

上海解放前夕,一代青帮大享杜月笙逃离申城,蛰居香港。他在香港是怎样度过暮年残生?他在香港是怎样第七次做起新郎,与京剧名伶孟小冬成婚的?中共是如何派得力干部与之秘密接触,劝他回大陆的?杜月笙又是如何置蒋介石拉拢威逼于不顾的?本详据鲜为人知的史料,为读描述了一代大亨陨落前的轨迹。     

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

上海“孤岛”时期,以外商名义注册的“洋旗报”,是“孤岛”抗日进步力量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利用英美在租界的特殊地位,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一种办报策略。一“孤岛”初期,由于日寇强行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施新闻检查,并通过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报刊,因此,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下旬起,除《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刊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继续出版外,大批抗日报刊纷纷迁往内地和香港,或毅然停刊,以示决绝。据１９３７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称：“自１１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３０种。”上海“八一三”抗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