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公布首批：国家自然遗产预备名录

近日,建设部经过评审和考察,公布了首批30家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以下简称‘国家自然遗产名录’)”(附后)。     

自然遗产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中国于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自1987年至2007年6月,中国先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35处,其中文化遗产24项,自然遗产6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1项。2004年以来,建设部建立了中国遗产申报管理的国家遗产名录、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世界遗产名录三级申报和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了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机制,为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加强对中国遗产资源的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国目前的世界遗产中有自然遗产6项:四川九寨沟、四川黄龙、湖南武驻源、云南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中国南方喀斯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山东泰山、安徽黄山、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福建武夷山。     

国内资讯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聚焦“运河遗产保护” 4月10日在无锡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聚焦”运河遗产保护”．为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提出新建议。2006年大运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争取2014年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浅谈世界遗产的保护

正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古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以来,至2012年7月,共有43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7处,世界自然遗产9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4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3处,世界遗产总量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世界第三位,它们不仅是中华大地自然瑰宝和中华民族绚烂文明的集     

话题

<正>第48个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将中国土司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诞生。《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对每个国家来说,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在中国（一）

《保护世界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科组织于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21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倡议和发起的。中国于1985年加入该公约,至今已有31处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化遗产23处、自然遗产4处、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处,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从本期开始我刊将陆续介绍这些遗产,以飨读。     

跨省联合申遗，协调管理措施

2013年．国家文物局对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进行更新．正式确认湖北咸丰唐崖土司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等阐述的世界遗产中系列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同时作为系列遗产申报．国家级、省级层面也已建立跨省联合管理机制．制定联合、协调管理的专项管理协定．以及各遗产点专项管理法规,同时成立专门的协调管理机构执行联合管理工作．有效保障了遗产整体价值的整体,长期保护。     

“一国一项”申报限制等规则的背景及出台——近期《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修订追踪研究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作为缔约国践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根本依据和有效工具,具有随世界发展、理念变化而进行修订的特质。世界遗产项目的发展、《世界遗产名录》平衡性和代表性的矛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费的削减以及专业性和政治性的思考促使了2015年修订的进行,而在这次延续了四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讨论中,涉及到申报机制、预备名录、评估程序、上游程序等重要内容,其修订背景、讨论过程和成果反映出世界遗产理念的发展、缔约国的思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临的挑战,其对今后中国世界遗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申报世界遗产30年

<正>1987年,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最终周口店猿人遗址、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长城、泰山等6处遗产地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泰山由于既符合文化遗产标准又符合自然遗产价值,被列为"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经过30年的发展,到2017年可可西里和鼓浪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已有52处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也已经从一个遗产保     

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的诞生

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就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十分有限,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公约的存在。1984     

25年中国世界遗产之路

25年前,当遗产问题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时,中国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顺应国际潮流,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国际社会作出了为全人类妥善保护中国境内世界遗产的庄严承诺。在此后的25年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并积极申报世界遗产,成为一个已拥有40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遗产大国。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 跨省联合申遗,协调管理措施

正2013年.国家文物局对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进行更新,正式确认湖北咸丰唐崖土司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等阐述的世界遗产中系列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同时作为系列遗产申报,国家级、省级层面也已建立跨省联合管理机制,制定联合、协调管理的专项管理协定,以及各遗产点专项管理法规,同时成立专门的协调管理机构执行联合管理工作,有效保障了遗产整体价值的整体、长期保护。具体协调管理措施主要包括:1.国家文物局主管和指导土司系列遗产的整体保护管理工作,在保护技术,专项资金等方面对土司遗产保护予以支持。     

高跷渔夫

国家：斯里兰卡 遗产链接：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斯里兰卡拥有6处文化遗产和一处自然遗产。     

从祠堂群到江南水乡古镇——无锡惠山古镇申遗策略探讨

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对遗产申报数量的大幅消减和年度申报总量的严格控制,未来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将变得更加严峻,竞争会更加激烈。申报难度的提升意味着需要更加合理的整合预备名单遗产资源,采取更加有效的申遗策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无锡惠山古镇与江南水乡古镇在地理位置、格局布置、建筑风貌、文化特征等方面存在很多共同之处,将其作为系列遗产联合进行申遗有助于申遗的成功。但申遗策略的调整意味着要对江南水乡古镇项目的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遗产构成要素、遗产区划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调整。     

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中国自然、文化资源丰富,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中国是遗产大国,但不是遗产强国。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世界遗产的申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这还不够。通过分析我国的申报世界遗产现状,以预备清单为依据分析申报潜力,进而分析我国世界遗产申报的利益相关者、申报中的亮点与不足,并结合国外申报工作的先进经验,深入探讨我国申报世界遗产新思路     

卷首语

1985年,中国正式加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短短的20多年里,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1年6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我国世界遗产增加到41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9项,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8项,数量稳居世界第三位,并保持了世界文化遗产连续9年申报成功的良好势头。     

中国世界遗产事业25周年

25年前,当遗产问题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时,中国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顺应国际潮流,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国际社会作出了为全人类妥善保护中国境内世界遗产的庄严承诺。在此后的25年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并积极     

有机演进的持续性文化景观保护策略——以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为例

2012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作为荼文化起源的国家,茶文化景观遗产申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态智慧的弘扬、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实践,对具有"活态遗产"特征的有机演进的可持续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利用进行研究,根据"以人为中心"的活态遗产保护策略制定遗产构成要素古茶林、传统村落保护措施,期待此个案研究可以对活态遗产、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提供借鉴。     

中国世界遗产事业25周年：人类共同的遗产与我们

1985年12月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及1987年12月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敦煌莫高窟、泰山（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在内的第一批中国的文物古迹入选世界遗产时,不仅国人鲜有反应,国内的媒体也几乎没有任何的报道。     

202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讲座综述

<正>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发布,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目前我国已经拥有56项世界遗产<1>。在遵循《世界遗产公约》理念和精神的工作框架下,如何消化和吸收源起于西方文化背景的遗产理论,使其融入到符合中国语境、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中,从而促进我国从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转变,日益成为遗产学界及相关学科、管理部门、保护机构乃至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