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主权国家萌芽的前奏: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北大核心CSSCI

13-14世纪,西欧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主要指两类君主,第一类是世俗君主或教皇的封建附庸,他们的政治实力强大到足以拒绝领主超越于封建契约的干预或胁迫,第二类是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封建关系且能拒绝皇帝干预本国事务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是自己土地上的最高权威,他们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干预,以更独立自由的姿态进行政治活动。"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的出现,既表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开始主导西欧的政治格局,也预示着未来西欧主权国家的诞生。     

试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不容否定,但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并偏离受教育者生活的实际,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应时代而生,它一方面承认受教育者的独立主体地位,一方面承认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构成的复合主体地位。主体间性思想的指导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巨大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发展。     

西欧主权国家萌芽的前奏: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

13-14世纪,西欧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主要指两类君主,第一类是世俗君主或教皇的封建附庸,他们的政治实力强大到足以拒绝领主超越于封建契约的干预或胁迫,第二类是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封建关系且能拒绝皇帝干预本国事务的君主。"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是自己土地上的最高权威,他们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干预,以更独立自由的姿态进行政治活动。"不承认有上级的君主"的出现,既表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开始主导西欧的政治格局,也预示着未来西欧主权国家的诞生。     

论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英美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明显不同:英国主张尽早承认,尽管其决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事实承认到法律承认的递进过程;美国则始终坚持反对过早承认和主张有条件承认,具有不承认的实质性内容,并注定了不承认的结局。1949年1～5月,英美分歧凸显;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英美就承认问题不断磋商,但整个协商过程表明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各行其是,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早在1950年初美国在近期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从混合宪政走向民主政治——近代英国宪政观念的流变与阶级妥协局面的形成

近代英国两大统治集团贵族与中等阶级在宪政观念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贵族坚持对政治民主特权化的理解和独占权;19世纪30年代后贵族转变宪政观念,承认了中等阶级对民主的共享权,但坚持对民主的特权性解释,而中等阶级也继承了这一点;1865年后中等阶级破除了对民主的狭隘理解,在观念上转变了对社会下层宪政能力和潜质的认识,承认了社会下层的宪政权利.由此,近代英国主流社会对民主权利的解释经历了从狭义的特权性理解到普适性理解的转变过程.正是由于主流社会,尤其是中等阶级在宪政观念上的积极转型,使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基础,同时也塑造了近代英国社会的阶级妥协局面.     

一周人物

野田佳彦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0月31日在众议院会议上,就接受在日本外国人政治献金一事道歉,这是野田首次承认接受过政治献金。     

“满洲国”承认问题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一直设法迫使中国在事实上承认东北的傀儡政权,国民政府对此拒绝让步。《塘沽协定》的缔结,使伪满洲国和华北之间出现了所谓的缓冲区,国民政府极力淡化这一协定的政治性。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谈判过程中,中日双方围绕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出现了尖锐对立,日方并未达到目的。1935年以后,日本还是不断提出承认伪满的议题。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又做出了让步,冻结东北问题：虽然不承认伪满,但也不谈收复东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开罗宣言》的发表。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士族社会史研究范式重建及其理论意义

<正>一、士族社会史研究的"边缘化"在士族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士族政治"一直是处于"显学"地位的研究课题。时至今日,虽然士族研究出现了诸如谱系书写、家族网络等新的研究路径,但依然是在政治史框架下进行的局部更新。士族政治史的研究取向是中古特定文本叙述下的产物,不仅由士族本身参与政治的历史特性决定,同时,士族与政治的互动研究亦可实现学者探寻中古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定诉求。诸如古代史的     

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

《甲寅》月刊时期,是章士钊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他以功利主义的理论系统地清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批驳专制集权理论,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提出了调和立国论。他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的强大,一方面又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方面认定中国应当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一方面又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所困;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政治的转型,一方面又在现实的逼迫下承认革命的正当性。他的困惑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一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的公认与效应

民族自决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运用,具体表现为： 一战前后列宁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的相继成熟; 当时世界主要大国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承认; 苏俄民族自决原则的实践及东欧国家的参与和认同;一战后依照民族自决原则对欧洲版图的重新划分及在非欧洲世界产生的广泛反响.这表明民族自决原则在一战后已被公认为一项基本的国际政治原则.得到公认的民族自决原则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版图,并于1945年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从而最终完成了从一项政治原则向国际法原则的转变.但过分夸大民族自决,又会导致种族歧视乃至仇杀.     

冷战后美国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史学研究述评

人们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不论分歧有多大,伍德罗·威尔逊在美国历史和西方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在美国,尤其在冷战后,人们普遍承认:在理论领域,威尔逊是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的主要代言人;在实践领域,伍德罗·威尔逊被尊为"现代美国国际主义之父".     

从公使到大使:中瑞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面对中国的变革,瑞士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经过四次建交谈判,两国于9月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瑞把各自驻对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瑞士对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综合考虑,对中国形势的客观评估以及中立外交的传统等,是瑞士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原因。中瑞建交,不仅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拓宽了各自的外交舞台。     

六十年代中日民间贸易述略

60年代 ,中日之间建立了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两条民间贸易渠道。友好贸易 ,是中方出于中日友好的诚意 ,与承认政治三原则、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企业的贸易 ;备忘录贸易 ,是中日之间以备忘录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贸易。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推动了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早日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霍耐特承认理论述评

承认理论是霍耐特思想发展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霍耐特承认理论是在反思第一代和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和福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霍耐特承认理论认为,相互承认关系可以表述为:以爱与关怀为主导观念的私密关系;以平等的权利义务为规范的法权关系;以个人成就为社会等级规范标准的社会尊重关系。霍耐特承认理论完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大转向,创造了批判理论发展的新形态,提出了当代紧迫问题,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重要启示。但它也存在夸大道德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有限等局限性。     

20世纪30到80年代的工会与政治

<正>1884年承认工会合法性的法律对工会的活动领域作了严格限定:仅限于"研讨和保卫工业、商业和农业等经济利益"①,完全禁止其涉足政治领域。革命工会运动曾将工会视为"今日的抵抗组织",而在革命变迁到来的时刻,它将通过总罢工而成为积极的参与者,随后它又成为从胜利中诞生的非国家的社会细胞,这种革命工会运动是对工会及其机构的自由主义道路的一种逆向回应。这个被称为泛工会主义的变革计划撇开了政党、议会政治和国家。于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之处理被简化为这一带有双重目标的途径。实际上,工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在议会和市政层面上特别复杂,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至少,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历史原因

1991年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了持续近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面解体。从1988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自治”给联盟蒙上阴影开始,到1991年9月苏联正式承认     

议会斗争与第二国际的策略

一 第二国际是由第一国际解散后在欧美各国(主要是欧洲)陆续成立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按照第一国际承认政治行动必要性的决议的精神组织起来的。初期几次代表大会继续围绕政治行动问题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争论,终于明确规定议会斗争是当时的政治行动的主要手段。1900年和1904年两次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也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后期各     

苏俄的“政治自由”问题

警惕"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之日起,就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头等目标。追求"政治自由"还是追求所谓"人民专制",曾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脱离民粹派阵营而自立门户的两大标志之一,后来又是区别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两大试金石之一(另一个是承认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