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东山紫金庵古塑羅漢考察記

紫金庵,又名金庵,当地人称为金庵寺,在太湖洞庭东山西塢,离震澤县政府所在地約十里許,四面環山。山門横書‘古紫金庵’四字;進山門,沿階东上數十步便到大門,过天井,即为正殿,古塑罗汉像便供在这个殿中。寺中現存最早的碑記为乾隆二十六年‘紫金庵净因堂碑記’,嵌在正殿前壁外面的左旁,右旁也嵌有碑座,但碑已軼去。据碑所記:‘吾山招提蘭若,不下數十家,但其幽折而寂靜者,莫如紫金庵,今相沿称金庵,創自梁陈時’。‘太     

《司马芳碑》刻立年代考辩

《司马芳碑》是1952年在西安市西大街广济街口修下水道时,偶然被发现的,随即入藏西安碑林.因只存碑身上半截,且裂为三块,通常也称《司马芳残碑》.对此碑的研究,已故段绍嘉先生有《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及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段文),已故杨励三先生有《司马芳残碑》一文(以下简称杨文).两篇文章均考定碑主司马芳即史籍中司马懿之父司马防,这一点迄今未见有异议.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此碑刻立于东晋时期,后者则认为此碑为北魏遗物.大概,段文发表得早,其“东晋说”便先入为主,几成定论.各种出版物中,凡述及《司马芳碑》年代者,或曰东晋,或曰晋(权威的《陕西省文物志》该碑条下,还将其年代定为西晋,不知有何依据).笔者在不久前出版的《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一书中,也犯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毛病,称     

南京阳山碑材的历史密码

正在南京新上榜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阳山碑材赫然在列。关于阳山碑材的介绍文章和文献片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些铺天盖地的文章和相关文献片几乎都秉持一个同样的观点,即明成祖朱棣为了孝敬父皇母后和安抚民心而凿此参天巨碑,在凿碑即将大功告成时,他突然意识到,此碑过于庞大,无法运回京城,便中途停止凿碑,将这个半成品的巨碑遗于荒野。史实果真如此么?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试图还原这段历史。     

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

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郝贵远明朝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在今陕西西安出土一块石碑，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称景教于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很快便＂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此碑出土后，引起当时在华耶稣会士和中国天主教信徒的极大关注...     

资阳人发现60周年座谈会在成都召开

2011年4月16日,四川省历史学学会在成都恒言巴蜀艺术中心召开资阳人化石发现60周年座谈会,这是继在四川省文史馆2001年召开资阳人化石发现50周年和2004年邓小平与资阳人化石的发现研讨会之后,第三次专题研讨。这次,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刘兴诗,     

明前拓《北齐刘碑造像记》

《北齐刘碑造像记》(图一),刻于北齐天保八年丁丑(公元557年)。原石今在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刘碑寺村,碑楼寺内。 六朝碑刻,在乾嘉后始见重于世,以前很少论及。《北齐刘碑造像记》在《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等书中均有记载。     

资阳半月山大佛

资阳半月山大佛袁国腾资阳，位于今成渝铁路及成渝公路要道上，是１９５１年在四川省首次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的地方。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开始在此置资中县，历５００余年，到齐高帝建元元年（４７９年）始更名为资阳。半月山大佛造像位于今资阳...     

乾隆题南湖烟雨楼诗碑赏析

嘉兴南湖在宋代以后便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浙江三大名湖。南湖湖心岛上烟雨楼旁,现有清代遗存的乾隆御碑两块,御碑四周镌刻着乾隆皇帝御笔题诗十四首,故乾隆御碑又称为乾隆诗碑。     

传世赵孟頫书道教碑真伪考

传世元代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的元道士张留孙碑,全名"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真人张公碑",即道教碑。此碑有两个:一在北京东岳庙,天历二年立,人称北道教或北碑;一在江西贵溪龙虎山,至正四年立,人称南道教或南碑。两碑都很高大雄伟,碑文约两千八百余字。赵书碑中如此长篇巨制的几乎是仅见。一些鉴赏家、金石学家对此碑评价很高,很多学赵书的人也都临写过此碑。但是,同一内容同一作者的碑有两个,立碑的时间又都在作者死后多年,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前人已曾提出了不少问     

从地域特征和艺术呈现浅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起源、流变与形成

一、“泸州河”的起源:与“资阳河”的关系川剧是巴蜀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根源性的艺术形式,其正式成立的标志是清雍正二年(1724)泸州艺人组建的庆华班。在川剧的“四大河道”中,“泸州河”起初是“资阳河”的一个重要分支,随后因流播广泛而独立出来,成为川剧的一支重要河道。     

宋刻《平江图》的比例

南宋《平江图》碑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即宋代苏州文庙旧址内,它与《天文图》碑、《地理图》碑、《帝王绍运图》碑合称“苏州文庙四大宋碑”,在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称为“苏州文庙内宋代石刻”。《平江图》碑刻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是苏州城(当时为平江府治所)的一幅石刻平面图,由郡守李寿朋主持     

洛川出土隋代造像碑

1981年至1985年,省考古研究所、洛川县博物馆在该县土基镇鄜城村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北魏到隋代的佛教造像碑.主要有北魏神龟元年千佛造像碑、西魏大统十二年法龙造像碑、北魏永安三年李黑城造像碑、北周建德二年杨广昌造像碑、建德四年郭乱颐造像碑、隋仁寿三年王洪晖造像碑等.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考古与文物)介绍了大多数,只有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的造像碑出土较晚,现予以介绍.     

隋开皇六年《仲思那等造桥碑》补缺

《文物》1991年第2期载隋开皇六年《仲思那等造桥碑》一文,所用拓片缺字甚多。原碑残缺三处,文章见刊后,石里村一同志到山东济宁市文物局提供了情况,说村民王振军家存一截石碑。市文物局、微山县文化局及马坡乡文化站的同志到石里村调查石碑。据村民介绍:1978年此碑在村中遭损坏,王振军将一截残碑搬回家中     

论古代中国之厌讼

“无讼”是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种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儒家学说在政治方面所持的目标之一,“听讼,吾犹民也,而必使无讼乎”。而厌讼,则是一个人从心理角度对诉讼(俗称“见官”、“打官司”)所持的一种否定、厌恶、排斥的态度。要达到统治者期望的无讼状态,使百姓厌讼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本文试图从国家政治制度对诉讼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及司法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角度,论述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产生的原因。     

见证了一代女皇起伏的“鸳鸯碑”

正泰山脚下原来有座岱岳观,观中有通碑,名叫"双束碑",又叫"鸳鸯碑",它虽然"书非名笔",没有秦刻的沧桑,也没有汉碑的壮美,但它却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政治命运密切关联,并见证了我国古代一段特殊而精彩的历史。话说武则天自唐永徽六年(655)被封为皇后之初,便开始涉足朝政,"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进而"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一)。而"鸳鸯碑"立于武氏封后6年后的显庆六年(661),此时大唐已形成了"天下大权,悉归中     

河北正定巨碑考证

<正>2000年6月22日,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正定旧真定府衙南百米处路西一建筑工地,一尊重约107吨的巨型青石赑屃碑座并18块大小不均的巨碑残块重见天日。有关巨碑名称、碑之主人、刻碑年代、碑文内容、毁埋原因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     

四川十丰考古收获

1979年以来,我省考古工作同各项事业一样,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先后进行了广汉三星堆等一大批重要遗址和墓群的发掘,在探索人类起源、国家文明起源、建立地方文化序列,认识四川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面貌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和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使我省考古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将近十年来我省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进行概述。 一、古人类及旧石器时代考古 建国后,最先在四川资阳发现了数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尔后在资阳鲤鱼桥、汉源富林镇、铜梁西郊     

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

《文物》1974年4期刊载《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一文,公布了《王孝渊碑》和另外一块东汉残碑的新材料。两碑同出于一墓中。后者是利用旧碑改作墓门使用,碑身上半截和碑文首尾部分都已毁坏,     

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河北省定州市内有一坊古老的清真寺,寺内有一幢元至正八年(1348年)立的《重建礼拜寺记》碑。该碑在中国回族史、乃至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国内对该碑的史学价值了解的人甚少,故该寺仅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实有凤食鸡禄之误。余今欲对《重建礼拜寺记》碑进行释义,以阐述其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就教于方家。　　《重建礼拜寺记》碑确实是元代的原碑关于《重建礼拜寺记》碑,国内学术界有两次失误的报道:其一是孙贯文先生于1961年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的《重建礼拜寺记碑跋》,其中云:“重建礼拜寺记拓本,北京大…     

河南襄县出土的三块北齐造像碑

1957年10月间,河南襄县农民在县城西汝河西岸的孙庄东,掘土筑拦河壩时,挖出三块北齐时代的造像碑,他们随即运送到该县文化馆保管。1962年春,省文物工作队安金槐同志前往该县登记文物,在文化馆见到该碑,认为是重要文物,便访问了来历,进行了登记,并向省文化局汇报。同年8月间,运省保管,现陈列在郑州市河南省博物馆。这三块造像碑的出土情况,据襄县文化馆调查访问所得:出土地点在汝河西岸,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