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云南政治地理变迁研究——以唐对云南的经略为中心

自隋起,中原王朝试图重塑云南政治地理的空间秩序。随着石门关道的开辟,唐初逐步建立起以核心坝区为支点,联结山区与支线坝区的政治地理格局。但受云南社会生态的影响,唐“华夏网络”的铺设始终处于草创阶段。为更好经略云南,唐开始扶持发轫于部落政体的南诏。在唐的帮助下南诏统一六诏,并完成对苍洱地区的政治整合。此后,南诏在与唐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原有的统治,双方矛盾日益凸显,在政治地理表现上为南诏东拓与唐西进的冲突。在唐与南诏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的统治,步头路事件时双方关系恶化。     

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

北魏建立之初即确立了与汉代郎官制度相似的幢将郎卫制度 ,以内都幢将为长官的幢将郎卫制度负责以皇帝保卫为核心的禁卫事务。幢将与内三郎及羽林、虎贲等郎官多由鲜卑官贵子弟充任 ,幢将郎卫制度延续约百年之久 ,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约从太武帝时出现了殿中尚书与司卫监 ,殿中尚书“典宿卫” ,为禁卫军首长之一 ,司卫监有监督殿中尚书之责。殿中尚书与司卫监多出身于拓跋鲜卑及其附从部族。殿中尚书、司卫监与幢将郎卫两个系统共同承担保卫北魏皇帝及宫城的禁卫职责 ,皇帝出征或出巡时禁卫武官均有率兵从驾侍卫的职能。禁卫武官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禁卫军权与北魏前期政治关系极为密切。     

安史之乱后的唐蕃泾州之争——以墓志为中心

唐代泾州即今天的甘肃泾川,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安史之乱以后,唐蕃之间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都与泾州有关。除了传统史籍的叙事记载以外,墓志材料也提供了人物、事件的相关记录,丰富充实了既有认识。文章通过《孟琳墓志》、《董文萼墓志》对泾原兵乱、平凉会盟等历史的记述,与传统史籍相互参佐订补,进一步揭示其中的相关细节及历史真相。     

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与市镇权力的格局转换——以吴江盛泽镇为中心

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使得盛泽镇的传统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以科甲为代表的传统士绅之家在战争中遭受破家之难,而新兴商人家族则通过各种政治运作,不仅发展成亦商亦仕的商绅之家,而且还成功地延续了其在战争中形成的权力格局,掌控战后盛泽权力。围绕咸同之际盛泽镇权势格局转换的细致考察,为探源晚清绅商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同时,也揭示出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网络,更重构了市镇内部的权力格局。     

试析志书建置沿革编纂的若干问题——以厦门地方志为中心

建置沿革内容在地方志编纂中,是重点也是难点。明清以来厦门地区已编成十多部地方志。系统梳理这些志书的得失,对第二轮修志有借鉴意义。通过对厦门13部地方志建置沿革文本进行梳理,分析主要问题,可以总结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层级设计不清、叙述概念认识不清、疏于考订等,而要正确记载某地建置沿革,也有如下对策可供参考:一是做好篇目设计,二是明确记述主体和对象,三是慎重考订前志记述。     

民国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

作为民国时期四川重要的出口物资 ,桐油在贸易数量和贸易格局上一定程度地反映着四川区域经济的特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海关贸易统计和日本人调查报告 ,从贸易格局、市场整合等角度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四川桐油贸易的历史全貌。     

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

普济堂是清代河南规模最大的官办养老保障机构,乾隆年间,河南每个州县都建有普济堂,收养大量贫民。普济堂资产来自官方划拨和民间社会捐赠,主要由房屋、土地和现金等构成,其多余资产大量用于出租,获得不菲的孳息,为普济堂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清代河南普济堂是由官方主办主导,但在管理上则多交给地方绅士等人,体现出灵活性,官、民的深度合作使得河南普济堂性质复杂。由于资产较为充裕,清代河南普济堂的功能得到发展,变身为地方公益基金,支持很多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同时,地方政府不断要求普济堂承担官方责任,使其趋向官役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济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清代河南普济堂只重收养,不知教育贫民自立,距离近代慈善教养并重的模式尚有不小差距。     

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杜甫阆州济时考——以唐蕃战争与阆州隶属之变为背景

杜甫滞留梓州时期,屡有出峡离蜀之计,但又东赴阆州逗留了半年。旧说多以杜甫欲改由阆州离蜀,诗史互证,可发现广德元年其三往阆州应与当时唐蕃战争及阆州隶属的变更有关。时局之艰使诗人搁置了出峡计划,转而赴阆参与防边谋略,《代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等诗文反映出他对时局深度的关切与思考。这段经历时间不长,向为此前研究者所忽略,若细究之,可对杜甫的人生选择及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     

少数民族控制区的政治地理——以马来西亚为例

由于世界范围内种族政治运动的复兴,近年来对复合政府内种族间关系的研究工作不断增多。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王鸣盛历史地理考证的通识——以州郡及其治所建置的动态考察为例

清乾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王鸣盛 ,长于舆地之学。其历史地理考证内容丰富 ,方法精当 ,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指导下的细密考证 ,更有归纳、概括和提高的综合分析 ,并上升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王鸣盛动态考察正史地理志记载州郡建置沿革所反映的规律性特征 ,纵论汉唐之际郡国、治所的设置及其变迁等项 ,尤其体现出治史的通识 ,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     

试论明代方志建置图准确性问题——以嘉靖《陕西通志》为中心

方志地图属于古舆图的一种特殊类型,对其准确性的研究,以往多采用测绘学的理论方法探讨其数学意义上的准确性。通过选取方志地图中的一种主要类型——建置图,以城墙轮廓为核心,从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对其内容进行验证和将民国以来的实测地图与其进行比照等两种思路、方法对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准确性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虽然个别建置图不大准确,但大多数建置图是具有一定准确性的。通过对建置图准确性问题的探讨,继而总结出其绘制的手法,认为建置图的绘制具有一定的方法准则。     

神话与政治——以东汉以来徽州方仙翁为中心

东汉歙县的方储是徽州一个重要的民间信仰,历史上出现了一系列与其相关的神话。这些神话无一例外都是对当时政治的附会与隐喻,反映了民间的政治批评声音。如汉代的乘鹤神话批评东汉祥瑞政治,唐代的只履和血湖神话批评武则天政治,宋元的鞭死人和归葬神话批评两宋皇权政治,清代的忌辰神话批评康雍乾政治等。方仙翁神话的重要资料《开国公家世行实》证明是元代以来的伪作。     

论清末民初的边疆政党与政治——以云南为中心

政党的产生及政党政治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清末民初的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其政党与政治活动作为全国的一个缩影,仍表现出清末民初政党政治的相关特点。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在政党产生及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又体现出边疆政党政治的相关特点,并一度成为政党革命的中心地区。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清代四川巡检司时空分布补正——以方志和档案为中心

清代四川巡检司的设置以雍正八年(1730)、乾隆元年(1736)为两个重要节点。清军入川以后到雍正七年,巡检司以大量裁撤为主。在吴宏郡的研究的基础上,修正根本性的错误,统一体例,清初四川巡检司的裁撤时间进一步精确。从雍正八年开始到乾隆元年,巡检司以大量添设为主,乾隆二年以后趋于稳定。在胡恒的研究的基础上,补充方志、档案等资料,雍正以后四川巡检司的时空分布全部精确到年。同时结合官缺制度和巡检职权的变化进行简要分析,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清代四川巡检司的置废原因和时空分布规律。     

再論世家大族與北魏政治——以“四姓”集團爲中心的考察

本文考察北魏一代士族格局的演變及其對朝廷政局走向的影響。北魏初年的士族格局繼承了後燕的歷史遺產,又因太武帝朝的神徵士、國史之獄而再度演變。隨着崔浩集團的覆滅,在文成、獻文二朝,形成了以趙郡李氏爲首的士族集團。馮太后死後,孝文帝籠絡隴西李沖及其親黨,通過定姓族,構造出一個以"四姓"爲核心的士族集團。在孝文帝的主導下,宗室近屬與"四姓"集團迅速結合,成爲領導改革、抗衡馮氏的權力基礎。這一利益共同體在宣武帝朝受到打壓,在孝明帝朝再度崛起,最終在河陰之變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

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