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历程

巴勒斯坦民族经历了从“潜在民族”→“自在民族”→“自觉民族”的过程。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完成了这一转变后,美国、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才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心从阿拉伯国家转移到巴勒斯坦人身上,才使中东和平进程步入了正确轨道。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

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过程。大约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史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旨在调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阶段。史学理论家已经在盘点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哪些方面仅是昙花一现,哪些方面具有永久的价值。"历史记忆"(也许还有"历史叙事")就是此类具有持久意义的论题。它既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性追求多元性的必然结果,也因其排斥语言的经验在场性而可望成为后-后现代主义阶段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彭刚教授在综合批判各种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口述史实践和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对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与真理和正义之间的复杂纠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作者看来,受当下关切、文化传统、社会体制、政治权力和语言驯化等因素的制约,记忆不免具有重构和诠释的特性,但也不应因此而全然否认其通向真实过往的可能性。此外,在利用记忆伸张正义和实现政治目标之间也需作谨慎的处理和把握。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参与有关历史记忆问题的讨论。     

近世社会的史学定位与民族主义认同

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为了寻找理想的社会变革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运作之史学理念,近世西学、国粹派,改良与革命派有各自的探索。著名学人兼政坛活跃人物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汪精卫、胡汉民、杨度、章太炎等对近代社会的史学定位颇为关注且就此商兑。这与他们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定位近代中国所属的史学阶段,以此为基础探讨政治变革的出路等密切相关。对"宗法"、"军国"、"封建"语义考析及民族主义认同的探讨,涉及精英们的现实政治取向及其历史语境。     

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

思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切入,可以从深层次上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也可理解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思考新世纪史学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近代西方学人注意到从思维角度研究中国文化。还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Granet)就提出了"中国思维模式"的命题,认为"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跟它自身的文化习俗、思     

纪念馆的记忆叙事对历史认同的建构与形塑——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为例

纪念馆是积淀器物、场景、形象的“记忆之场”,它以特定空间组织的叙事框架勾连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在建构和形塑历史认同中具有独特作用。纪念馆作为主体间开放的、不间断的叙事文本,通过文物象征叙事、媒介技术叙事、参观能动叙事塑造社会成员关乎历史性、根基性、源起性的认知及情感,帮助明晰认同定位、增加认同势能、升华认同自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通过合理挖掘历史资源、创设展陈空间,巧用善用媒介技术、扩展文物效能,导引观者能动叙事、强化情感共鸣,实现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历程意义再生产,增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历史认同的情感能量,升华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历史认同的价值自觉。     

民族主义的话语形式与民族认同的重构

民族主义运动中阶级、种族、性别等范畴的经验揭示：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一种隐含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话语形式。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民族国家的同质性假设,因此要想实现个体在根本意义上的自由与解放,满足民族主义的文化诉求,就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构民族认同。本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后殖民批评理论在重新构建独立的民族认同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有关思路和策略。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后殖民批评理论本身的不完善性,而本土化语境会放大其理论缺陷,不仅使后殖民理论的本义遭到歪曲,且民族认同的内涵也会发生嬗变。     

民族感情、情绪与民族主义

当我们远居他国偶然遇到本国同胞时,由于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会倍感亲切、胜似亲人。这是因为同一国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感情。在国内,同一民族成员之间也具有这种感情。这正是对本民族共同的历史、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民族利益一种认同感的心理反映,是民族群体存在自我意识感觉的表现。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感情是随着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陪伴着民族的整个过程,其本身是一种自然的、朴素的心理状态,是维系一个民族成员之间的纽带。     

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

清朝末年,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颇为流行,博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的推崇。作为国粹派的主将,刘师培能够接受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影响,承认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自西方巴比伦而来,显然基于多方面因素。政治上,此说有助于作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刘师培以及国粹派中人实现他们排满复汉的奋斗目标。学术上,此说与他们“借西学证明中学”,从而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的主张相吻合。究其实,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不过,两全心态同时也带来了两难困境。因为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不易两全。刘师培等人1907年后放弃此说,就在于他们无力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     

地理书写与国家认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

清末地理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成为知识分子借以建立国家认同的工具。清末由国人编著、出版的地理教科书,通过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近代西力东侵背景下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三方面内容的叙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塑造。清末的"史学革命"在时间维度上重塑了中国形象,而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地理教科书则在空间维度上建立起个人对国家的认同。     

近代历史研究与民族文化认同

<正>晚清以来,对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形成高涨之势。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直接缘于边疆危机的严重状况,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反映了时人的民族忧患意识,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要求,也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得到体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輏纪行》等边疆史地研究著述,均体现出要通过严谨的边疆史地研究以贯彻其经世之学的意图,使人们     

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与古希腊史学流变——以波利比阿史学批评为中心

波利比阿言辞犀利的史学批评,主要针对以提麦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史评客观上折射了在社会历史转型期间,史学领域同样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层面:历史解释围绕人物史展开,编撰方法盛行"从书籍到书籍",叙事表达强调审美趣求。相关认知能为我们深入考察古希腊乃至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趋向,提供若干颇具启示性的解读视角。此外,还关涉到西方古典史学史上许多大体正确但细节不明的紧要问题。在上述意义上,希腊化初期的著史实践具有复杂鲜明的时代内涵,绝非城邦时代希腊史学无足轻重的附庸,也非单纯所谓"衰落"指称可以涵盖。     

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文化民族主义的经济、政治悖论——以德国“原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本文通过对“原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进行分析后认为,德国之所以在当时没能给文化民族主义以充实的政治诉求,是因为经济的滞后和政治框架的残缺;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独特经济、政治基础是全球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之普遍性经济和政治基础的一个悖论。而无论是就整个世界而言,还是就各国内部而言,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常态,所以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普遍性。对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机理进行全面研究,有助于采取措施对其加以积极引导、合理利用。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认为,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而又相对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产生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文化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资本,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政治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     

试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史学的浪漫主义渊源——以德国为讨论中心

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是浪漫主义运动在历史和政治领域的反映。浪漫主义对情感、历史连续性、独特性和整体性的强调,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历史学家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命运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民族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对个体独特性以及个体与整体协调发展思想的强调,使早期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根本上保持一致。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巴蜀祖源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祖源传说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人们的族群认同。本文以巴蜀祖源传说为文本分析对象,解读了其中传递的华夏认同、本土记忆、异族认识等族群情感及其产生的社会情境,并结合其他材料探讨了周秦汉晋时期中原华夏人和巴蜀本土人对巴蜀族群认同发展的三个阶段,旨在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文化整合与时空变迁相结合。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史学情怀——中东史研究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总体而言,还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今后应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化理论研究、促进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在此,我仅想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研究历史记忆.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是由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延伸而来,有其自身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路径.     

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集体记忆"的关注与研究已广泛呈现于欧洲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而历史学的"记忆转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代表性事件是法国犹太裔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和他发起的法兰西民族记忆"亮点"工程系列研究计划。参与这一计划的120位学者穷十年之功,出版了三部、七卷本的经典巨作——《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几乎与诺拉发起法国记忆史研究工程同时,犹太     

民间信仰与客家历史记忆的建构——以宁都县汉帝信仰为例

自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发表后,客家学成为一门显学,倍受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罗香林先生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认为客家是中原汉民族南迁后在闽粤赣形成的一个民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原说”受到了重大挑战。换一个角度而思,房学嘉先生提出的客家形成“本土说”和谢重光先生深化的客家形成“混合说”,显著地丰富了罗香林实际奉行的“中原移民说”。主源于中原移民的客家形成说,在本文关于客家人通过民间信仰建构历史记忆的田野资料,可以管窥一斑。